现当代玉工系列之西域工
中国玉雕大师樊军民强调好玉不雕
作为新疆玉雕第三代的代表性传承人,樊军民身上具有一种时代所赋予的前所未有的开拓精神。他曾受教于新疆及上海两地若干位“大师级”人物,兼收并蓄之余,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比如,他认为前辈们一生孜孜以求的绝妙工艺并非玉雕成败的首要因素;玉雕之美在于简单,而思想的深度则是玉雕能走得更远、更高的关键性所在……
文、图/记者 金叶
“学无常师”得以兼收并蓄
樊军民最早的梦想是当画家。可是在1988年,机缘之下,他却进入玉雕厂成了一名玉雕设计师。或许是仍旧沉浸在画家梦中不愿醒来,樊军民交出的设计稿让车间里的师傅们大皱眉头:“不实用,做不了。”这样的事情多了,樊军民觉得备受打击,也颇感不服:“我要自己学玉雕,证明你们是错的。”
樊军民的第一位师傅是当时在新疆玉雕厂任技术厂长的赵敏。他记得师傅给他上的第一堂课,核心就是八个字,玉雕首先要做到的是“因材施艺,挖脏去绺”。也就是说做玉雕不能理念先行,不能指望石头去主动配合你。因为“憋着一口气”,又因为学过绘画,造型能力颇强,樊军民的玉雕水平进步很快。但渐渐地,樊军民也意识到自己当初的“情绪”确有不成熟的地方:“回头去看,发现最初的设计稿确实不适合做玉雕。”
樊军民跟随的名师无数。除了启蒙老师赵敏之外,他还曾经向马学武、郭海军大师请教过北派宫廷炉瓶的制作,向李济升大师请教动物把件的制作,更曾“贸贸然”闯到新疆玉雕的“宗师级”人物马进贵的家中。“马爷”无私地将自己年轻时手绘的瑞兽、虫草类玉雕设计样借与这个“极其勤奋”又“悟性很高”的年轻人,供他彻夜临摹。樊军民后来还曾前往上海进行系统的学习及深造,有幸在海派玉雕名家倪伟滨的玉雕厂参观学习,更曾得到海派玉雕名家吴德升、张影帆的亲自点拨,对于中国传统玉雕的古老技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从这段经历中,樊军民自觉获益匪浅。“如果我一路跟定一个大师,也许他的观点和风格会强烈地影响到我。但因为我‘学无常师’,所以发现大师们虽然各有各精彩,但其风格和观点也有矛盾之处。这就使得我在学习了全面的技法手段的基础上,养成自己独立思考的习惯,分析哪些观点是对的,哪些又是有局限的。这跟学习书法的时候需要‘临百家帖’是一个道理,进得去,也得出得来。”
玉雕的含蓄之美最有力量
“兼收并蓄”的学习经历也延续到了樊军民的创作风格中,器皿、牌子、人物、动物……樊军民的作品类别跨度很大。“我相信角度越多,空间就越大,就像搭帐篷一样,几个角度支撑起来,才可以获得最大的空间和自由度。我不要一个方向走到头。”
樊军民说,在55岁前,他不追求所谓的“个人风格”,因为那本身就是一件积累到一定阶段会水到渠成的事情,刻意去追求反而显得无趣。尽管如此,纵观他的作品发展脉络,我们发现一种风格性的东西已经开始显露,那就是简洁和抽象之美。
樊军民认为,和其他种类的雕刻艺术相比,玉雕最大的优势就是玉石本身的美,所以玉雕首先要做到的是最大限度地展现和田玉的自然风采。而过于繁复的图案,对玉石本身的魅力是一种折损。一味追求技术难度,并不是玉雕的高境界。
从艺术的角度来审视,樊军民也认为简洁自有超越繁琐的万钧之力。“比如我最近做了一个关于成吉思汗的牌子叫《天骄》。如果早几年,我一定会着力在刻画细节上,不仅是面部表情,最好还做个盔甲。但现在,我一点细工不要,就要大的造型:前景的成吉思汗双目低垂,重点刻画一个手架在腿上的姿态,后景的袍子营造一个昂扬的氛围。这样就够了。玉雕的含蓄之美是最有力量的,如若我极尽细工之能事,刻画一个横眉立目、剑拔弩张的形象,将这种含蓄的力量完全释放出来,作品反而缺少了震慑力。”
樊军民表示,搞玉雕创作,拼到最后,比的不是谁的手上功夫最厉害,也不是谁的造型能力最佳,而比的是谁有思想。“思想有多高,艺术的空间就有多大。只纠结于工艺本身,玉雕的道路只能越走越窄。”
樊军民说,这几年,他与玉雕圈外的一些当代艺术家交流得比较多。这些艺术家给樊军民最大的启发就是:应该强调玉雕的思想性,弱化它的工艺性。樊军民也深知这样做的风险,但同时也确信这样做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和意义。
他向记者透露,今年新疆的当代艺术双年展,他会有两件作品参展。“我想让大家看到,当代艺术的世界也有我们玉雕的一席之地。”
对话赵敏
将玉雕从“技”向“道”的层面提升
广州日报:您为何认为工艺是次要的,玉雕最重要的是要展示材质本身的美感?
樊军民:玉雕是体现“天人合一”的工艺,一块玉石,大自然已经雕刻过了,有不同的形状、质地、皮色,也有许多不完美的毛病。玉雕师要做的就是把那些不完美的地方去掉,让它变得完美。而老天爷雕琢过的美好部分,你得保留下来。所以做玉雕之前,必须深入地认识材料,也就是所谓的“相玉”、“问玉”,盲目地、急切地表现自己的“鬼斧神工”是不足取的。
咱们国家,玉雕的最高境界出现在清朝乾隆时期。乾隆对玉的许多认识流传至今,比如“好玉不雕”、“无绺不做花”。但后来经过长时期战乱,这个高级的玉雕传统没有被传承下来。上世纪70年代刚刚恢复百花奖的时候,玉雕完全成了表现技艺。本来很好的玉石,非得掏空了来雕,把很多好东西给糟蹋了。
如果说玉雕是一种文化,那它是依托于玉文化这个更宏大的背景而存在的,所以玉雕的目的应是弥补材质本身的不完美。
另外要强调的是,玉雕不应盲目学习其他复杂工艺。比如寿山石雕,雕刻起来特别复杂,但那是因为寿山石本身的材质很柔软,刀子在它上面刻得动。玉材则不同,做细是玉雕的短板,咱不能拿自己的短板去和别人的优势比。玉雕的优势就是石头本身的美,是其他石头没法比的。那我们就用最精炼、概括的语言去表现玉质的美就可以了。一件作品能把玉质的美表现出来,那就成功一半了。
广州日报:精湛的工艺本身难道不是表现玉石之美的一条重要途径吗?
樊军民: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形而下为器,形而上为道”。什么叫做“器”?朱熹在《论语集注》里的解释是“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我们过去太强调这个形而下的“器”——一些技巧上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个境界比较低,做好了顶多是个专家型的工匠而已,而且往前走的空间越来越小。相反,“道”是思想,它的空间是无限大的。技巧积累到一定程度,要有“归零”的勇气,到思想的空间去寻找拓展的可能。
包括玉雕在内的很多工艺美术行业,长期以来被主流的艺术边缘化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停留在“技”的层面上,在技艺上比拼。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去改变和突破这个状况。
在思想和观念上产生更多附加值
广州日报:我觉得您给自己的定位并不仅仅是一个“玉雕大师”,而是一个艺术家。
樊军民:我们这个行业,现在的市场非常好,挣钱很容易。但大家追求的价值在哪里?是在技艺和材质上。红皮白肉的好料挣钱、讨巧的技艺挣钱……而当代艺术是靠观念挣钱,材质和工艺固然重要,思想更重要——这正是我现在选择要走的道路,不再继续纠结于在材料、技巧上产生价值,而是致力于在思想和观念上产生更多的附加值。
广州日报:如果玉雕主要是以思想和观念取胜,那是不是材质就不重要了?
樊军民: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在行业里不一定被认同:和田玉就是一种漂亮的石头而已。和其他那些漂亮的石头,如南红、金丝玉都是平等的。只不过,因为文化介入得比较早,成就了和田玉更高的文化附加值。
我在材料的选择上并不限于和田玉,任何的石头,只要有特点,我都愿意尝试。当我在艺术上日臻成熟,当我的观念被更大程度认可,大家忽略掉我所使用的材料本身是什么,认为我的作品因为观念本身而具有至高的价值,那时才是真正的成功。
广州日报:您怎么看待玉雕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
樊军民:玉雕是玉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中华玉文化博大精深,所以传统是重要的,当代玉雕要建立跟传统的关联。把当代雕塑的一些理念照搬到玉雕当中是不合适的,一些太过于抽象或是缺少内容的设计也不适合玉雕。
但艺术也必须要有时代性。一千五百年前的《考工记》就说,“天有时,地有器,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其中,“天有时,地有器”说的就是“时空”概念。优秀的工艺作品一定要与时俱进。我们不能在21世纪还在不停地做“马上封侯”、做弥勒佛、玉观音这些东西。当代玉雕工匠一定要有创造性,即便会有失败的风险,其价值和意义也远超过不断重复做一个弥勒佛。
大家简介
樊军民,1991年毕业于新疆师范大学实用工艺美术设计专业,中国玉雕大师,新疆职业大学宝玉石专业学科带头人,被新疆工艺美术协会、新疆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和新疆珠宝商会共同认定为“新疆玉雕第三代传承人”。其作品多次在“天工奖”“百花奖”等专业评奖会上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