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戈：高居翰的审美

　　高居翰的根本问题是，他本人的审美趣味基本上停留在自然主义，这在经历了100多年现代艺术观念冲击的艺术史学者中颇为罕见。一方面，带着这样的“先入之见”进入课题，反而使得他在面对画作时会做出一些我们已经相当陌生的判断，此即他的“新意”；另一方面，这显然有碍于他接受文人画对笔墨和气韵的强调，因为物象的客观性始终是他的基础，而“抽象”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贬义词，即便董其昌式的抽象，也只是在特定意义上能令他勉强接受。

　　吉尔·德勒兹在《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一书中，关于画家手部动作带来的、能够破除图像“俗套”的“图形表”理论，约略可与笔墨和气韵对应，不妨摘两段：

　　这些划痕可以被称为是非再现性的，正是因为它们依附于随意、随机的行为，而不表达任何与视觉图像有关的东西：它们只与画家的手有关。但同时，它们的价值只在于被使用，被画家的手再次使用，画家可以使用它们，将视觉图像从正在产生出的俗套中拉出来。画家会使用手的划痕，让形象从视觉图像中呈现出来。(《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P110，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9月版)

　　在画家想要画的，与他真正画出的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如何”，即“如何画出”……绘画的行为，是手的这些自由线条与它们的反击，以及它们在整体中的重新注入的统一。在经过这些线条后重新找到了的、重新创造了的形象化，与起初的形象化不再相似。所以培根会经常这样说：画出相似的东西，但要通过随机的手法而非通过相似的手法。(P114-115)

　　图形表，就是线条、区域、无意义、非再现性的线条和色点的可操作性整体……图形表是一种混沌、一种灾变，但同时也是一种秩序或节奏的萌芽。它相对于形象化的数据而言，是一种强烈的混沌，但相对于绘画的新秩序而言，是一种节奏的萌芽。培根说，它“打开感觉的领域”。(P118-119)

　　不过老爷子大概不会买账以上理论，在《诗之旅》里，他同样揶揄了艺术史泰斗诺曼·布列逊，就因为后者认为中国画以“毛笔构成的笔触中容纳了完整的人格和视觉性”，因此高于欧洲的错觉主义。

　　高氏“诗意画”理论认为，理想画家的任务是用富有想象力的构图和逼真描摹自然的高超技法(并尽可能隐去画家之手的介入)，在纸上重构一个观者可以进入的诗意空间，以便他们在此空间中感同身受画家当初在相似的自然空间中所体验到的东西(包括看到的景象与激起的情绪反应)。因此，偏向于欧式自然主义/错觉主义的创作手法当然最符合他的需求。然而德勒兹(事实上从作为现代主义滥觞的塞尚起就已经)认识到，真正的原初体验式的感觉不是靠构筑这样的逼真空间就能够邀请到观者进来充分体验的，所有的拆解、抽象和重新拼合，都是为了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呈现真正的流动的“感觉”，而非固有的物象。

　　当然，高居翰也意识到他所强调的结构与轮廓的清晰(恰与文人画的随意与程式化相反)并不总能很好地达到传达“诗意”感受的目的，因此实际上仔细看《诗之旅》这本书的大量附图，你会发现他最推崇的画家(梁楷、盛茂烨、与谢芜村)的最“好”的作品，大多符合雾气迷蒙、视野朦胧、远景幽然不知所踪等“标准”(并且常常对他们与文人画家共有的笔墨趣味视而不见，简单化地把他们强行归于技法精湛的职业画家之列)。换句话说，高氏的审美其实也颇为单调，并不比他所反对的文人画的鼓吹者宽广多少，并且这单调的审美差不多也就是“朦胧诗”的水平罢，以此来“黑”吴门、松江和虞山，是不大能让人服气的。不过另一些时候，他也的确能以其独特视角帮我们发掘出一些久已埋没的真正的杰作，比如盛茂烨那几本《写唐人诗意人物山水》册页，就真的很动人。

　　好在老爷子的审美也不是一贯狭隘，而是与他的主题有很大的相关性。比如在《气势撼人》里，他的宽容度就显得大很多，虽然一如既往地更欣赏张宏偏于自然主义的作品，却也颇能领会董其昌的画论与创作中各种言不尽意的弯弯绕。即便观点算不上透彻，对一个感性上始终隔了一层的老美来说已经殊为不易了。然而到了《诗之旅》，其狭隘性却变本加厉地显露出来，不能不说，一大原因是这本书讨论的对象本身就成问题。基本上，高氏意义上的“诗意画”是一个杜撰，是他自己也没太想清楚的一个理论虚构，而他为了自圆其说强行转圜，结果就格外生硬。看完这本言之凿凿、语气相当自信的书，多半你还是会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

　　此外，高居翰虽然在书中展示了相当广博的知识面，多处引用到布尔迪厄等社会学家的观点，但总的来说他的社会理论素养是偏薄弱的，这一点从他将《诗之旅》全书最后一个注解留给对马克思主义艺术史观念的攻击(我几乎能猜到他的具体攻击对象—约翰·伯格)，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事实上，这正是他难以真正深入中国绘画史某些基本问题的深层原因，比如董其昌集大成的“南北宗”说，究竟“为什么”会大行其道？高氏只能一概斥之为文人士大夫的审美狭隘性，最多将其与儒家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观念以及对晚明社会商业化大潮的反动联系起来，而其实这是个复杂得多的问题，关系到对整个晚期帝制中国社会的历史及其动力的全新理解—这个问题说下去没底了，先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