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益谦的收藏路：只买最贵成收藏格言之一

　　上海收藏家刘益谦在2014年动作频频：先是延续去年年底的《功甫帖》真伪之争；旗下龙美术馆浦西馆在3月28日建成开馆；4月8日于香港以2.8亿港元拿下“明成化斗彩鸡缸杯”……4月30日，刘益谦应广州美院邀请，参加“对话刘益谦”主题交流活动，现场分享自己20多年的收藏经历。面对众多争议，刘益谦表示：“你们只看到我的冒险，没有看到我的谨慎”。

　　只买最贵的中国藏家

　　2014年4月8日，一只不到巴掌大的小小瓷器“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亮相在香港苏富比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春拍上，打破了2014年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的宁静。上海收藏家刘益谦以2.8124亿港元拍下“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创下了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的新纪录。

　　从西方到日本，再从日本到中国，小小的鸡缸杯，见证的是中国文物藏家的演变与更替。上世纪50年代，这件鸡缸杯被伦敦收藏家Leopold Dreyfus夫人收藏。19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日本藏家坂本五郎以528万港元将其收入囊中。1999年，这件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被拍出了2917万元港币的天价，成为当时中国古代瓷器在拍卖市场上的最高成交纪录，而购得者便是瑞士玫茵堂。2014年，中国人刘益谦成为了它的“主人”。

　　在刘益谦的身上，有着众多的身份：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人股大王”、“增发股大王”、拍卖场最阔绰的买家之一……最新的莫过于2.8亿港元“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的主人了。他的收藏之路上也充满争议：与上海博物馆关于“功甫帖”真伪之争，使得这件作品已经从一件九字便笺成为了如今龙美术馆浦西分馆内一件面积为30平方米的“装置”作品。

　　不仅是鸡缸杯，在刘益谦的收藏道路上，“只买最贵的”成为其收藏格言之一。他说自己不懂，所以每次拍卖时，都会盯着拍卖图录的封面作品不放，因为他觉得能作为封面的肯定是本次拍卖中精品的精品。他也因此被业内称为“封面男郎”。

　　在2009年到2010年间，刘益谦在收藏方面投入开始引人瞩目。2009年，他以12亿元，分别购入了齐白石的《可惜无声·花鸟工虫册》(9520万元)、宋人《瑞应图》手卷(5824万元)等多件拍品，其中更包括当年国内拍卖市场上成交价前10名的艺术品中的4件。到了2010年更达20个亿，其中他以3.08亿元天价拿下举世瞩目的王羲之的《平安帖》。

　　对此，刘益谦解释，艺术品的贵恰恰代表了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结合。“通常一个拍卖会做封面的那个作品，都是这个拍卖行认为价值最高或者最有收藏价值的，这样的作品肯定是好作品。同样肯定会贵，而且不容易假，而便宜的作品容易有假。再说，好的作品并不是我一个人认为好，价格也不是我一个人抬起来的，是轮到我举牌的时候，价格已经是这样了，只是谁举最后一下的问题而已。”

　　至今没有定论的争议

　　出手阔绰的刘益谦常遭到争议。2013年至今的苏轼《功甫帖》真伪之争引发广泛关注。2013年，刘益谦拍下宋代文豪苏东坡的《功甫帖》。该作真伪引起了上海博物馆研究员的质疑，开始了数个月的交锋和拉锯，至今没有定论。

　　对于这件作品真伪，刘益谦表示，他在拍前对于这件作品查阅了众多资料，由于作品上边有项子京和安仪周的收藏章，在《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中都提到了这件东西。同时他又咨询了其他业内专家：“整个市场我认识的朋友里基本上对这个东西都听不到杂音。”

　　刘益谦称，他对于上博的质疑感到惊讶与疑惑，“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像我娶个老婆一样，漂不漂亮关他什么事？我花自己的钱，跟他没关系。”

　　这件引发热议的《功甫帖》现正在刘的私人美术馆中展出。展览现场以幻灯片的方式，从纸张厚度、书写特性等方面对其所持《功甫帖》藏品与翁方纲钩摹本做对比。现场工作人员用手持式无线视频数码设备，对平铺在桌上的《功甫帖》进行了50-200倍的现场放大扫描，呈现在投影仪的幕布上，试图证实技术鉴定结果中提到的某些论证。

　　尽管有人质疑他是靠耳朵买东西，刘益谦却表示：“你们只看到我的冒险，没有看到我的谨慎。”早在2008年，刘益谦就买下了两件备受争议的作品：仇英的《采莲图》与文徴明的《鹤所图》。据刘益谦回忆，仇英的《采莲图》没有落款，但有明代藏家项元汴的盖章，项元汴与现代鉴别家张珩均著录该作。

　　“当时我咨询了四位专业人士，两个人说好，两个人说不好。说不好，是这件东西没有仇英的款。说好，可能是因为当年仇英养在项元汴家里时受命仿制一张老画，当时仇英还没有出名，所以未落款。后来仇英成名了，不可能回来给项元汴补款。项元汴的印章很有可能晚年盖的，由于当时仇英在画坛负有盛名，所以他加盖了许多收藏章，也把它编入了《千字文》中。我认为说好一方专家的话在逻辑上能够成立，所以我拍下了这张作品。”

　　刘益谦表示，当时同样为文徴明的《鹤所图》咨询了四个人，同样是两个人说好，两个人说不好。“说不好的理由很简单，这么长一个卷子，画得很精细，文徴明不可能89岁还有体力画的。但是它后面有‘文徵明’的跋，的确是为这张画写的。按常理，文徵明不可能在一张假画上题跋。所以很有可能文徵明在这个年龄画不动了，会请一个他认同的人代笔，在代笔的基础上再修几笔，所以才会题跋。基于上述的判断，我还是把这件东西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