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琼英：高更的巴黎布列塔尼与塔希提

　　我临终前已把自己全部的经历都投入到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中，这里有多少我在种种可怕的环境中所体验过的悲伤之情。

　　——高更

　　3月8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了一场名为“高更：变形记”(Gauguin ：Metamorphoses)的展览，包括120件纸上画作，30余件油画及雕塑作品，这是一个全面、深度解析保罗·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艺术的展览，其中高更晚年开创的革新性艺术创作也是一个大看点。

　　高更的故事又是一个现代艺术里身前穷困潦倒、身后名声大噪的反转剧，他人到中年扔掉证券经纪人的金饭碗选择为艺术隐遁避世的情节，加上那位跟他爱恨纠葛的名叫凡·高的艺术疯子形象一起成为中学生作文中的常见桥段。从新理论风起云涌的文化首府巴黎到法国西北部地域风情浓郁的布列塔尼，再到南太平洋阳光灿烂的小岛塔希提，高更的一生具备了贫病交加、孤身漂泊、异域文化等等要素，最终在画家逝世十余年后被英国人毛姆改编成《月亮与六便士》的畅销小说，里面的主人公远离文明，在土著爱人的陪伴下，灵魂安息于绘画中，肉体沉睡于芒果树下，呕心沥血的遗作销亡于一片烈焰。小说赚取了无数少女的眼泪，高更的作品价格在拍卖行上更是一飞冲天，高悬天际的月亮和脚下的六便士作为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形象成为解读所谓传奇的通用框架。

　　巴黎的星期日画家

　　由于母亲来自曾在秘鲁显赫一时的家族，高更从小自认为胸中流淌的是印加人的血液，一生遵从着他祖先对太阳的崇拜。在秘鲁度过短暂的童年后，青年的高更当过水手，服过兵役。家乡明媚的阳光和壮阔的海洋生涯构成了他一生的底色。军队退役之后，高更在监护人的帮助下成为了收入颇丰的股票经纪人，因为闲暇从事绘画和收藏而跻身当时巴黎星期日画家中的行列。他严肃的艺术探索始于与当时正在崛起的印象画派年长领袖毕沙罗的邂逅，当他参观第一次印象派画展时就为后者细腻的田园风景所折服，在以后的很长时间，热衷提携后进的毕沙罗都出面支持高更参加沙龙，为他后来画风的转变做种种辩护。尽管高更前期的参展画作总被评论家嫌弃为“掺了水的毕沙罗作品”，但后来人生的种种遭际最终让他背弃了这位精神导师引他入门的道路，包括那些灰蒙蒙的色调和表现光影的颤动笔触。

　　终于在35岁那一年，他走出了证券交易所的大门，自由地去创作，也毫无防范地面对赤贫。他开始变卖过去的收藏为他的妻子和5个孩子买面包，在经历一连串的失败之后，家人与之决裂，定居寒冷的斯堪的纳维亚，高更自己则在热带原始土著的海岛上度过余生。

　　在第八届也是最后一届印象派画展上，这位已陷入极度困窘的全职画家送去了多达19幅油画和雕塑，清一色的印象派风格。然而展览并没有获得他预想中的成功，评论家们认为他自己的面目过于模糊。画展结束后，印象派就此分道扬镳。毕沙罗被展览上修拉《大碗岛上的星期天》所吸引，走上了点彩派的道路；塞尚则隐居普罗旺斯探索对世界的坚实再现，正因为心折于塞尚作品中那“梦想家的神秘和庄重的冷静”，高更开始尝试单纯的构图和色彩，在为贫穷折磨得最酷烈的日子里，他都拒绝出卖收藏的塞尚画作。而凡·高不久后就将前往阿尔，并在那里发生了绘画史上的离奇悲剧：与高更争执，割下自己的耳朵，送给妓女。

　　布列塔尼的重头再来

　　第八届印象派画展举办的同年，高更独自前往众多青年艺术家的聚集之所——布列塔尼的小渔村阿旺桥，并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稚拙的历史遗迹越发兴趣浓厚，但最重要的是他在与同行们的热烈交流中，慢慢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在那里后来诞生了以所在地为名的“阿旺桥画派”，他们用一种类似景泰蓝的技巧画画，在封闭的线条之间涂上各种颜色，这些颜色的对比经过了整体的深思熟虑，线条与色彩互相强调，呈现出“有意志的，合理的，有秩序的结构”。这样一来，画家的作品就变为像在框格中填色的珐琅。两年后，当高更再度前往阿旺桥，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在这一年中牺牲了一切，为了风格，我迫使自己干我所不会的别的一套。我想，这种改变还没有带来成果，但将来一定会有的。

　　他在画室的墙上挂上喜多川歌的木刻，那是凡·高向他推荐的东方绘画。《静物与三只小狗》大概就来自这种浮世绘风格的尝试。全然没有景深的构图，奇异的元素组合，右下角着色厚重的水果显然在向塞尚致敬，上半部的处理却既无光线又无阴影，让人乍一看以为是一幅东方的静物小品。

　　在与年轻的象征主义画家们并肩作画的日子里，高更越来越相信，过去毕沙罗所传授的色彩分割法不过是虚幻的现实主义，那些为表象所拘束的明日的官方画家们，即印象主义者，只会用光影的颤动欺骗眼睛，而艺术不应只关心眼前的感觉，应唤起人类心灵深处神秘的创造力。为了“把自己从同自然(物象)的一切直接联系中解放出来”，高更和他善于理论雄辩的艺术家朋友们故意简化形和色，来显示自然物象的象征意义，也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想象、心灵和意志的行动。

　　《失去童贞》中的女孩子，身体和背后的风景都简化到最少，孤零零地悬置在空旷中，这正是高更想要实现的“综合主义”：将抽象的概念和自然的背景相吻合。作品的主题显而易见，背景中的农民在前往婚礼的路上鱼贯而行，横躺的女孩屈从于自己的欲望，象征邪恶的狐狸正贪婪地注视着她的堕落，扭曲的双脚和手中的鲜花在这奇特景象的映衬下别有深意。大块平铺的色彩和尖锐的对比成功地制造出一种紧张的氛围震动着观众。

　　《雅各与天使搏斗》则描绘了布列塔尼妇女们在弥撒之后脑中的关于《圣经》片段的幻象，奇特的人神大小比例的安排，横劈截断的构图，还有如高更所说艺术家为了画的和谐需要随意使用的反常色彩，传达出一种诡异的情感状态。艺术家和他的小伙伴们曾打算把作品送给布列塔尼某个小教堂，目的只是为了试验这幅突破常规之作与当地原始古朴的教堂环境是否相合。

　　当高更从小渔村回到巴黎时，已经不复当年经纪人头戴高帽，身着条纹裤和长款风衣的形象。布列塔尼鲜亮的民族服饰、奇特的宽边帽檐，笨重的大木屐把他装扮得令人侧目，手里那把木刻手杖上，画家亲自雕刻了一对裸体恋人，粗鲁直接的表现形式震惊了当局，这是他在最后一次动身前往南太平洋前留给巴黎人的影像，效果之轰动远远超出他色彩斑斓的作品本身。

　　塔希提的生与死

　　带着欧洲人对原始文明的憧憬和对热带风光的依恋，高更来到了塔希提。他生命中最后的12年几乎都是在海岛上度过的。他的作品中开始出现大量的土著女性，轮廓分明地占据着整个画面。尽管与高更的交往以悲剧收场，凡·高始终不曾吝啬对其的钦慕：“他画的黑人妇女很有诗意。他所画的一切，具有某种善良、诚挚与奇异的东西。人们还不能理解他。画卖不出去，他很伤心。他具有真正诗人的品质。”第一次的塔希提之行，他与13岁的土著女孩台芙拉同居，在某个热带的神秘夜晚，他回家看到一片漆黑中女孩一丝不挂，一动不动趴在床上，瞪大的双眼中满是忧郁、恐惧和悲伤。于是画家把当时的景象描绘了下来，象征火花的花朵围绕在床边，死神以老妇的形象伫立在床沿，亚麻的床布涂满阴惨的黄绿色调，在当地土著的原始信仰中，这种晦暗的磷光代表着死者的灵魂。高更显然对当时流行的神智学愈发兴趣浓厚，土著文化还有埃及宗教中的一些图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观念意味浓厚的画布上。

　　《月亮与六便士》中纯洁真挚的爱情只是艺术的想象，再后来，45岁的高更抛下身怀六甲的台芙拉，揣着仅存的4法郎回到马赛，渴望向法国的观众展示他在塔希提收获的描绘世界的方式，但是老一代的印象主义者纷纷对他的新艺术风格表示反感，作品拍卖惨遭失败后，落魄的高更独自回到塔希提，从此再未踏上故土，不久便收到了女儿去世的噩耗。在巨大的怀疑和绝望中年过半百的画家花了几乎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昼夜不停、如痴如狂地画着他最著名的作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他说“我临终前已把自己全部的经历都投入到这幅作品中了，这里有多少我在种种可怕的环境中所体验过的悲伤之情”，在这幅自认可以和《福音》相媲美的作品完成后，高更又把自己塔希提生活纪行的书《诺阿·诺阿》抄了一遍，然后爬上附近的山顶服毒自尽。

　　他死里逃生，但身染沉疴，5年之后在另一个海岛上死于心脏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