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版画家邹雅

　　文 | 林阳

　　美国人爱泼斯坦是这样评价延安鲁艺木刻的：“历史上没有一种艺术比中国新兴木刻更接近于人民的斗争意志和方向，它的伟大之处由于它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武器而存在。”

　　邹雅，无锡人，人生经历贯穿整个中国现代史的版画家、出版家，少时读书成绩优秀，酷爱绘画。但因家庭贫寒，中途不得已退学。1934年到上海，靠画画谋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邹雅离开上海，经武汉取道西安，于1938年到达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著名版画家彦涵回忆说：“邹雅和我同期进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学习，我们睡在一盘土炕上，同饮一壶清水，同吃一锅小米，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在我的记忆中，他创作漫画的能力，胜过其他同学。”

　　同年冬天，邹雅东渡黄河，赴晋东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为战士教育课本创作木刻插图。那时的创作条件极为恶劣。1940年春，邹雅从总政调入鲁艺木刻工作团，参加年画创作活动；随后参加了“十大任务”套色水印木刻的创作(这一作品现保存在国家博物馆)；创作连环画《一枝枪》。同年夏又随木刻团去冀南开展工作，主要培训干部。从1941年起，他先后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太行新华书店、太行人民日报社、冀南书店、石家庄新华书店工作，历任美术编辑、美术室主任，他创作了《不能任人屠戮》、《掌握新武器，学习新文化》和《破碉堡》等大量木刻作品。

　　解放战争时期，邹雅创作《欢迎刘邓大军南下》、《百万雄师过大江》等木刻作品。受前辈们的影响，他的木刻艺术风格纯朴、粗犷，生活气息浓厚。

　　新中国成立后，邹雅参与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创办，任《连环画报》第一任主编。后任副总编辑、副社长，他从组稿、编写、设计，直到校对、印刷，都亲自动手和过问。

　　广为流传的宣传画《我们热爱和平》是在邹雅手里诞生的。

　　1950年10月，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将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鸭绿江畔。中国政府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战。

　　根据周恩来总理“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的指示，《人民日报》社胡乔木、邓拓把记者阙文叫到了办公室，让他拍摄一些以“我们希望和平”为主题内容的照片。

　　记者阙文选中了北海幼儿园4岁的孟运和6岁的马越，想起毕加索的《和平鸽》，他抱来两只鸽子，给孟运、马越各抱一只。阙文把握住两个孩子的最佳时机，拍摄了这张经典照片。

　　1952年6月1日，这张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报眼上，立即引起了轰动。志愿军总部将这张照片洗了约20万张送到了朝鲜战场。

　　同年10月份，邹雅带着工作人员，将这张照片制作成宣传画，并设计用儿童体写“我们爱和平”六个字，让人印象深刻。在维也纳世界和平会议上，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戏剧大师梅兰芳将这幅画沿街散发，受到人们的欢迎。欧洲一家杂志社用这幅画作为期刊的封面。这幅经典之作很快传遍了世界。

　　1954年，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的江丰对建国5年来的宣传画做了一个总结，他认为宣传画“已在群众中具有很大的影响”，“这种艺术形式，由于它及时反应了当前的和平运动、民主改革运动和生产改革运动，所以发展很快。5年来仅北京一处即印有1100多万份印刷品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有力地鼓舞着群众为和平、为劳动、为创造自由和幸福而奋斗”。这里指的北京一处，就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其中的《我们热爱和平》，发行数就有240多万份，从1952年到1959年这幅画共印刷了11版1000多万张。

　　据统计，1950年至1957年，共出版宣传画286种，印刷1653万份，1958年至1959年，共出版宣传画241种，印刷1134万份。而人民美术出版社在这一年里出版宣传画数量则等于前8年的总和。

　　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历史上，同时兼任副社长、副总编辑的，邹雅是第一人。“文革”期间，像许多老革命一样，邹雅受到冲击，曾被非法关押。

　　1970年他被下放到湖北文化部五七干校，此时，邹雅已年近花甲，但他仍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当年随父亲林锴也在文化部五七干校25连。记得刚去的时候，我和邹雅伯伯乘车去一个连队，大家都迷路了。我说了一个方向，也是蒙着说的，而邹雅伯伯认为是另一条路，那时，不懂事的我便说打赌。虽说我说对了，不久，大家都忘了打赌的事了。过了半个月，邹雅伯伯专门送给我一包糖果，里面不仅有水果糖，还有奶油糖、红虾酥等他说话算数的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里，得到一块水果糖都是很难得的事，何况一包杂拌糖。30多年后，邹雅的夫人苏戈闲聊时告诉我，那时邹雅停发工资，只有基本的生活费。

　　林彪事件发生后，干校出现了少有的轻松，画家们小心翼翼的开始画画了，邹雅带着许麟庐、卢光照、秦岭云等人，在大食堂里作画。许麟庐画鳜鱼，卢光照、秦岭云画山水，邹雅也画山水，但他与众不同，先把宣纸揉成团，展开，再画。墨不均匀地洇下去，他喜欢随着感觉画。

　　鲁迅在1930年出版《新俄画选》的《小引》中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同年，他在中华艺术大学作演讲，说：“版画的好处就在于复制，便于传播，所以有益于美术运动。”这两句话深刻地指出版画在战争中的传播作用。

　　美国人爱泼斯坦是这样评价延安鲁艺木刻的：“历史上没有一种艺术比中国新兴木刻更接近于人民的斗争意志和方向，它的伟大之处由于它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武器而存在。”

　　针对一些老百姓看不懂的木刻问题，江丰在1941年发表文章说：“在绘画艺术，我以为只要将对象的形色真实地反映在画面上，而反映的又是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话，就不会看不懂，”鲁艺木刻团的团员们尝试着改变西方木刻的方式，采用老百姓喜爱的年画方式进行创作，在一次集市上与传统的年画唱对台戏，上万张宣传抗战的木刻年画销售一空，极大地鼓舞了创作者。

　　邹雅是著名的版画家，从延安时期开始，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木刻作品。由于他在战地，因此，他的木刻作品几乎都与部队和军民生活有关。“十大任务”套色水印木刻的创作，可以看出稚嫩的笔触，但鲜活的情节，动感的构图，还是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巧构思。连环画《一枝枪》为21幅，用木刻手法多幅表现比较少见，我们可以看出邹雅对造型的熟练把握和对构图的轻松运用。

　　木刻《日本觉醒联盟——在太行解放区组画》注重题材的选择。日本俘虏在受教育过程中转变，成立“日本觉醒联盟”，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以前，表现日本兵，比较容易，现在，邹雅如何刻画日本觉醒联盟的生活，是正面表现，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亚洲人，如何区分是个难题。邹雅选择他们有典型意义的学习、打棒球、种菜等场景，真实地再现了他们的生活。在艺术上也有创新，用线注意到多留白，线条比以往柔和了许多，用服装等标志区分人物特征。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恰当。

　　《欢迎南下的刘邓大军》是邹雅表现解放战争的题材，时候较晚，人物众多，可以看出邹雅更注意细节的刻画，马车为主体形象，解放军每个人的表情各不相同，周围百姓在欢呼。画面右部两个士兵在喝水，一位老人拿着水瓢。草棚一角借着树的力量搭建。这些真实的景物和器物起着衬托的作用，表达了老百姓欢迎刘邓大军的喜悦之情。

　　邹雅还创作了《埋地雷》、《五月端阳》、《春耕》、《保卫丰收》、《攻城》、《帮助老百姓扬扬》、《烧旧约换新装》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作品画风朴实、粗犷、造型准确生动，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时代气息。

　　邹雅在延安时期，专心木刻创作，曾将创作视为生命。延安时期整风，邹雅居然被人认为是叛徒，于是捆上手脚吊了一天，他坚信自己清白，问题早晚会查清楚。放下来的时候，卓林等人帮他搓黑紫的手。他说，在被吊着的时候，想的是，千万不能伤了手，那样就不能刻木刻了！

　　邹雅一生敢于直言，光明磊落。文革期间，他被批斗。他被逼跪着，手里举着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书、外版书、古典美术图书、俗称“大、洋、古”。这些书都很沉重，举着很困难。当红卫兵批判时，一般人不再争辩，任其批判，希望快些结束。但他性格耿直，一定要辩解说是中央领导的指示，结果换来的是更多的打骂！

　　文革期间，邹雅先被打倒。我父亲也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关了8个月。革委会的人怕我父亲想不开，命令被关押的邹雅派人轮流看守。想来，邹雅受屈被关押，还要守护别人，还被革委会的人“信任”，邹雅的人品由此可见。

　　1973年，邹雅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工作后，调任北京画院院长，主持全面工作。

　　文革后期，中央调集了一批国画家，在北京饭店创作国画。此时，江青一手导演的黑画事件发生。她认为，许多国画都是映射文革，是黑画，并将画作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彦涵回忆说：“‘四人帮’强逼美术界人士去看‘黑画’，正在发烧的邹雅也被勒令前去观看。他一边看一边说：‘中国画就是泼墨而成，本来就是黑的嘛！’”正直的邹雅敢于说真话，可见一斑，朋友们都为他暗暗捏了一把汗。

　　1974年，邹雅率队去山西体验生活，不幸在阳泉煤矿罹难。时年仅57岁。

　　1980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画院、人民美术出版社等6家美术机构在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邹雅遗作展览》。

　　198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其逝世十周年之际，编辑出版了《邹雅画集》。

　　邹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编辑家、艺术家，他不仅对中国的美术出版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艺术创作上也因独特的探索精神而具有崇高的美学品格。

　　(作者为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