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与他的朋友们

　　2014年5月25日是王世襄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

　　准确描述王世襄先生确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他当然是学者、文人、收藏大家，但他那些令人迷恋的生活性情和态度又绝不仅是这些表面上的词语可以概括的。

　　我们没有过多讨论他的学识，因为早就无需赘述：《明代家具研究》、《明代家具珍赏》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家具领域的里程碑式著述，《髹饰录解说》无疑为中国古代漆器研究开拓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领域。他在80岁以后注释写作的《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明代鸽经·清代鸽谱》、《北京鸽哨》、《说葫芦》、《冬虫篇》、《大鹰篇》、《獾狗篇》等文字，更是门门绝学，令人叹止。所有这些，对其学问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启功先生的那句话作为深入了解的导读：“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王世襄在家中书柜前(摄于1989年)

　　我们更想在这个专辑中呈现的，其实是王世襄和他们那一代人的态度和风范。在文化、思想和制度都变化最剧烈的20世纪，他们这代人能够完全主宰自己命运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在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候，王世襄和他的朋友们，是被时好时坏的年代和潮流不断裹挟着往前的。但即便如此，他们都始终保持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标准。

　　我们好奇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接受我们采访的、和王世襄有过亲密交往的人，几乎都要提到他的一个口头禅：不冤不乐。这句北京老话，王世襄自己曾做过一番解释：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历尽艰辛，人人笑其冤之过程，亦即心花怒放，欢喜无状，感受最高享乐之过程。倘得来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乐而言。乐观、通达、智慧，所有这些词语，都不能像这四个字一样让我们理解到王世襄的“态度”。

　　他一生著述30多本，几乎没一本是能说得清，这门学问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的。两本明代家具的书出版于80年代，但是他对家具的爱好却是从40年代青年时候开始，持续了40多年。他出身世家，但现在陈列于上海博物馆的满堂王世襄藏明式家具80件，没有一件是来自他的家族世藏，全是他人弃我取，骑着自行车从市井瓦肆甚至冷摊晓市上一件件找来，那些对于家具制作的通晓则是和民间工匠热烈交谈的产物，其间乐趣和情感自然不是那些坐在书房里学会鉴赏的学者所能够比。他童稚时喜好抓蛐蛐和架鹰遛狗养鸽子，直到耄耋之年才在朋友催促下坐下来记录于书，这完完全全玩出来的学问，又绝非普通的爱好研究可以比。为了养好鸽子，他可以去市肆打探往日王府里的鸽佣高手，请入家中园子和自己同住，所得的当然都是绝学。他在书中描述的那个和他有忘年交谊的善斗蛐蛐的老中医李凤山，又是多么跃然于眼前。在“文革”时他的人生跌入底谷，因为有了这种不冤不乐的性情，他也能在郊野抓蛐蛐的爬山越岭中找到慰藉，获取心底的安然。不冤不乐的，其实就是情义，所以王世襄对玩好、对做菜、对学问，无不发自本性、倾其性情，最后达至“乐”，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2003年，89岁的王世襄因为明式家具研究而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用以表彰跨文化交流领域杰出成就的最高奖，当时著名英国汉学家柯律格曾在颁奖词中说，王世襄属于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这样一群人：“他们冀求将构建中国的过去作为构建中国的未来的途径。作为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他们又冀求在不低估其他文化的同时，给予中国文化更高的重视。”

　　为了对这一群人的“态度”有更丰富的了解，在王世襄的几位至交中，我们按年龄，选择了张伯驹、陈梦家、朱家溍和汪曾祺四位来做更多的探寻。他们或和王世襄同年，如朱家溍；或年长于他，亦师亦友如张伯驹、陈梦家；或稍年少如汪曾祺。各自不同的性格和命运，都让我们对他们所处的跌宕起伏的环境会有更深切的感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的这一代人对其精神世界、生活态度的坚守恰是最感人的。换一个角度可以说，正因为他们坚守的成果，换来的是“给予中国文化更高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