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洛：从毕加索的缪斯到独立艺术家

弗朗索瓦丝·吉洛作品《陶器》（1951） 弗朗索瓦丝·吉洛作品《小屋和花园工具》（1952） 弗朗索瓦丝·吉洛作品《画家》（1952） 弗朗索瓦丝·吉洛

　　弗朗索瓦丝·吉洛是毕加索最广为人知的伴侣，她本人一生也都从事艺术工作。吉洛的作品是纽约MoMA的永久收藏品；2010年，她还被授予de la Légion d'honneur的荣誉称号，这是法国最高的艺术荣誉。绘画之外，吉洛也是个多产的作家，比起母语(法语)，她更偏爱英语写作，其新书将于明年面市。

　　哈利耶特·格里菲(Harriet Griffey)

　　弗朗索瓦丝·吉洛在德国开姆尼茨博物馆的回顾展距今已有三年多的时间，当时她90岁。如今，她风韵犹存，娇小而挺拔的身材使她以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的状态站在位于纽约的公寓门口，笑着与我打招呼。

　　“我是1961年第一次来到这里的，被这栋双层朝北的工作室吸引，我对自己说将来要住在这里。” 吉洛说的是那栋1903年专门为艺术家建造的建筑，那儿也曾经是马塞尔·杜尚和乔治·巴兰钦的家，而现在她已在此生活20年。

　　吉洛是毕加索最广为人知的伴侣，这一点无可置疑，此外，她本人一生也都从事着艺术工作。在我们进门后坐的这间屋子中，放置着一张矮桌，矮桌上有大量的书籍，其中有一张她年轻时在Harcourt工作室的黑白照片，墙上挂着她自己的两幅画作：一幅是少女时代的朋友Geneviève的肖像，看上去宁静平和；另一幅挂在匈牙利犹太画家的画作旁边，是她的朋友Endre Rozsda的肖像。每张画看上去好像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这些故事与毕加索无关。

　　当然，吉洛也是一个有勇气在与毕加索保持长达10年的关系之后主动离开他的女人。他们相识于1943年沦陷的巴黎，那年她21岁，他62岁。她成为了他的情人、艺术家的缪斯(从1946年的“La Femme-Fleur”开始，毕加索就画过她好多次)、两个孩子(Claude和Paloma)的母亲。直到1964年出版了《Life With Picasso》这本书之前，吉洛一直与毕加索生活在一起，在此书即将面市时，毕加索还试图阻止出版，并且拒见他的妻儿。

　　有一个故事就讲述了他们处于风雨飘摇时的关系。吉洛与毕加索生活在法国南部的胡安湾，她计划去勒卡内参观彼埃尔·博纳尔工作室。但听到这个计划，毕加索并没有表示支持，“这件事引发了我们之间的一次严重争吵，” 吉洛边笑边告诉我说，“巴布罗说他讨厌博纳尔——恨他！——不想要我去。我回答说我要去，因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不需要他的许可，这是理所当然的：争吵升级了，最终，我还是没有去。”

　　“因此，当他意识到他的荒谬时，就说会带我去拜访朋友马蒂斯的工作室——因为我喜欢马蒂斯比喜欢博纳尔还多——然后我们就去了旺斯的别墅Rêve，短短的一段车程。我知道这是一种折中的安抚，我接受了，很好的安抚。”

　　马蒂斯是吉洛所接触过的与毕加索同时代的人之一，他们很快热络起来。“我认为这真的很有趣，批评家喜欢让他们看起来像是敌对立场的，但他们却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吉洛说。她1990年写了本书叫做《马蒂斯和毕加索：艺术中的友谊》。

　　“他们在艺术中是竞争对手，是的，但他们在生活中更是朋友。而且马蒂斯比巴布罗大12岁，总用一种类似父亲的态度对待他，我总是被这种对话状态逗乐——就像毕加索曾是坏男孩，而马蒂斯是很好的父亲那样。”

　　1953年她被迫继续工作，违背毕加索所愿，离开他时，“我知道巴黎不再是(艺术的)中心，呆在伦敦还是纽约，我犹豫不决。我的工作是与伦敦的两个画廊合作，我想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在法国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太难了——离开毕加索被视为一个巨大的罪过和我不再受欢迎。在20世纪60年代我在切尔西的悉德尼克洛塞有工作室，我自荐成为泰特(Tate)的总策展，但我觉得我在美国拥有的收藏家人脉要多过其他任何地方，所以我要在这里重新建立我的工作基础。”

　　吉洛与艺术家Luc Simon有过一段婚姻，育有一女名叫Aurelia，1970年她又与Jonas Salk教授(研究小儿麻痹症疫苗的科学家)结婚，这段婚姻将她的生命分割成了加利福尼亚和巴黎两部分。她一刻不停地创作着。

　　“我从小就坚信我是个艺术家，即使我父亲一直想让我成为律师。你必须生来就是一个画家，然后要不停地努力创作，你才能做到。你不能是理智的。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总有一个艺术评论家站在我的肩膀上，在我耳边跟我唠叨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所以我必须用音乐来分散注意力，因为这个批评家一点忙都帮不上。”

　　吉洛的努力终有回报。她的作品成为了纽约MoMA和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永久收藏品；2010年，她被授予de la Légion d'honneur的荣誉称号，这是法国最高的艺术荣誉。现在，她已经彻头彻尾的是个艺术家，而不再是当年那个艺术家的“缪斯”了。她刚刚在纽约Elkon画廊举办了个展。2012年她与毕加索传记的作者John Rchardson合作，一同为纽约高古轩的毕加索展览策展，该展览是她的作品第一次参与毕加索的展览。

　　工作室里，画架上放着一张她最近创作的作品。一些画布堆放在地板上，另一些则贴在墙上。吉洛每天都创作，看起来像一直生活在当下的人，而不是过去。“只要我还能呼吸，我就要作画，”她这样说，“我并不需要等灵感来了再去画画。我常常不知道我要画什么，但我总是知道怎么画下去。这种感觉会在我创作时闪现，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很慢。”

　　她是个多产的作家，比起使用母语(法语)更偏爱用英语写作，明年她的新书又将面市。“当我作画时，我一直会带着好心情。但如果我写作——我会说这和作画的状态类似——我一直都处于糟糕的情绪中。”她大笑。■ (徐燕倩 翻译)

　　“画，画，一刻不停地画”

　　弗朗索瓦丝·吉洛

　　自我有记忆以来，就一直专注于用铅笔、笔刷研究人体。在学校，我给老师画漫画，描绘其他女孩子的想法——这些东西最后都被没收或是毁掉了。中学毕业后，我花了大约两三年学法学，然后把自己全身心交给了艺术，去一个个学校进修，每周有五天时间早晨都在画裸体，练成了速写与长时间作画的技能。

　　这段练习的时间从1941到1946年，先是在朱利安学院，后在Paris School of Fine Arts学习。画，画，一刻不停地画。我开始使用我的记忆以及试着描绘一个拧巴的姿势或一个放松、优雅的姿态。无论在哪里，在地铁，在火车站的咖啡馆里，在街上，或在乡村中——我都尝试着选择一个更有意义的姿势来练习，努力画出一种体态的动势。

　　在我的工作室里，笔刷作画对我来说是一种创作，一种与观察、速写不同的创作：不再是精准地分析结构而是一种合成与碰撞。然后我就开始考虑画一些特别的人，比如特殊的年龄段或者有特点的人。我一开始研究我的祖母，之后又描摹孩子们从出生到童年时期。这段时光大概就是我1947年到1953年做的事情。

　　1954年回到巴黎后，我决定重新去解构人体。我的模特Germaine是一个拥有较好身材比例的年轻芭蕾舞者。我开始用中性色调的蜡笔和油彩颜料研究介质之间的组成关系，这是这个时期我最主要的转型。1955、1956年我则是更多地去直接描绘自然界。

　　1956年我前往突尼斯旅行，被街巷景致打动，这些景致中大多包括柏柏尔女人和孩子和土耳其浴室。1957年、1958年间，我的灵感来自我的小女儿Aurellia和一个叫Chantal的朋友的剪影。1959年后的至少十年内，我一直研究抽象构图，集中全力用色彩表现我的感官，以及探索神话的象征意义。

　　上世纪70年代，我对人体的关系都基本在我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了，其中有许多主题都与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有关。“1976年我的一系列作品受邀来新奥尔良的Gallier Hall为美国200周年庆祝活动作展览。我选择描绘一个与法国巴士底日(法国国庆日)相同的庆祝活动，其中有一幅画名字叫《排练》。”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还对抽象很感兴趣，同时我也开始思考风景和静物画，使我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我的脑海中，人体也不会走远，它会来回出现在我的画纸上舞蹈，形式上变得更加私密。

　　日本禅书上讲，一个画家要画一万个物体、人类、动物、风景，他的画中才能够显现出精道。我同意这个观点，与自然界的对话是画家必行之一，当然，任何形式与节奏的组合都不能代替这样复杂迷宫般的技巧，这种美好的结界一旦解开，就能够满足我们表达爱与美的愿望。■

　　(徐燕倩 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