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敏君对话宁浩：感谢画画救了我们

　　摄影记者问：“要不要来一个你作品里那种‘闭上眼咧嘴笑’的表情？”，岳敏君听到后，反倒睁大眼合上了嘴。

　　艺术圈“F4”之一上海探班老友新片，对谈成长心路、从业历程与感触

　　岳敏君VS宁浩 感谢画画，救了我们

　　岳敏君

　　当代艺术家。1962年出生于黑龙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塑造“开口大笑、紧闭双眼”的人物形象，逐渐为人熟知，近年来这一形象蔓延到其雕塑和版画领域。参加过国内外诸多大型展览，作品颇具商业影响力，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的“F4”之一。

　　宁浩

　　导演。1977年生于山西，学过画画，搞过乐队，做过舞美和广告设计、平面摄影、摄像师、拍过MV。早期执导影片《香火》《绿草地》已颇受海内外电影节青睐，2006年，以电影《疯狂的石头》在华语电影圈一举成名。

　　岳敏君，中国当代艺术的“F4”之一，他画的笑脸光头，闭眼、张口大笑、满嘴白花花的牙齿，成为辨识度最高的头像；宁浩，新生代导演，同样爱笑，虽然专职是电影导演，但也曾经热爱绘画。

　　宁浩因为和岳敏君的弟弟岳小军合作，继而与岳敏君相识，他比岳敏君小15岁，却直接称岳敏君为“老岳”，而岳敏君对宁浩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欣赏和爱护。采访约在上海车墩影视基地，宁浩的新片《黄金谜案》正在那里拍摄。临近午夜，剧组收工，两人一起回到酒店，用房间里的茶杯倒上红酒，配着橄榄、花生米，聊起了美术和电影。

　　成长史

　　画过的惟一海报是刘德华

　　岳敏君：小时候总是玩不够，很少放在学习上。我到高中开始比较正式地画画，素描、色彩、石膏像、头像。

　　宁浩：我也是上中专才开始画画。当时是在山西电影学校，后来就碰上就业问题了：山西没有电影拍，学的又是电影美术，出来以后干啥呢？我一毕业，打印机就普及了，人家都用彩印的。我只画过一张海报，还是帮同学画的，手绘——我记得画的是刘德华，拿着一张他的剧照，打上九宫格放大了画。

　　岳敏君：我高中那会儿，画画的人的梦想就是去电影院画海报，那是最牛逼的工作了。

　　宁浩：当年我在新闻联播上看到有圆明园画家村，就开始收拾包袱。当时非常小，十四五岁，想去当艺术家，被我妈毅然决然地拦住了。

　　岳敏君：我在圆明园画家村的时期，一直也面临生存问题。画画算是救了我，之前我们大院差不多是封闭的，小学、中学都有，我画画以后才走出那个大院，面对城市里的人、面对新的朋友。

　　宁浩：1997年时我20岁，我爸给我两千块钱让我来北京上学，照他那意思，你在外头得瑟完了回来得了。我交了培训班的费用还剩三百多块，当时没考上美院，心里头拧巴了很长时间。我当时想我到底要不要画画，但是又有生活压力，要么留在北京，要么回太原。是活在这里，还是活在那里？

　　后来我刚考上北师大时，一共八门课，我只有绘画这一门课好好上，别的课都不上。 　　岳敏君：你怎么那么热爱画画？为什么？

　　宁浩：你对画画的情感是“画画救了我”，我就是那种感觉。在人生观形成的时候，突然它给我打开一扇门，原来世界是这样的，美是这种，丑是那种，而且还有一种创作的愉悦感。我现在感觉到这种愉悦感很少，拍电影其实是在不断地跟各种情况妥协，跟你的初衷岔了。

　　岳敏君：顺势而为。这个我认识得比较早，画画也存在这问题，一直较劲，最后结果就是一塌糊涂。这种时候只能是顺着这个干，找到它不好的地方也是有价值的。

　　宁浩：我也确实因为画不了画，才去拍电影。我经常跟我媳妇讲，我最想干的事是画画。我从心底觉得最尖端的艺术还是绘画。全世界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有电影，但没有一个民族没有画家。

　　岳敏君：画画这事还真是跟“没成本”有关系，可以瞎整。

　　宁浩：因为它更纯粹。

　　教育观

　　小孩学画宜迟不宜早

　　宁浩：我们家对我基本上放养，我爸是第一代下海的商人，我妈是搞宣传的小干部，大家都忙，对我也没要求。当时设上下限，考第一名给买二十块钱的鞭炮，我小时候考过一次第一名，为了那二十块钱的鞭炮。

　　岳敏君：小时候我父母经常打我，管得挺严的。我父亲在我记忆里是挺暴躁的。长大后，看到我同学教育他们的孩子，几点起床，几点干什么，规划得很细致。如果是练技术，可能还能练出来，如果是胡思乱想，肯定不行。在我们的文化里，如果真管得很严，到最后肯定成为不太靠谱的人，因为管得严意味着不能干别的，只能做固定的事，等到不想做规定的事时，已经到了五六十了。

　　中国人本来成熟的就晚——我觉得挺晚的，大概得三十岁才能成熟，倍儿傻，到四十岁已经晚了，不像西方人，十八岁就好像什么都明白了。

　　宁浩：“帮”和“管”是一样的道理。你帮他安排事、帮他做事，还有管教，最后道理都是一样的，都是晚熟。

　　岳敏君：但不管好像又特别容易学坏。

　　宁浩：我上中学时男孩只分两种，好学生和烂学生，没有中间状态的。西方社会好像都是枣核型，中间的最多，两头的最少。我是坏孩子里比较好的，好孩子里比较坏的，我经常跟坏同学交往，但是有底线。这也跟家里管得不太严有关系。

　　岳敏君：你懂事很早。没出过事，算混过来了。

　　宁浩：我老婆受的那种教育就有点类似于信仰，在你很小的时候先把善恶观树立起来，比如，偷东西抢东西算坏事，打架不算特别坏的事。

　　岳敏君：我有个朋友教过小孩画画，他说，你现在不用教小孩，让他随便画，

　　不用学什么规矩，按西方的研究，孩子到了十三岁才对“再现”有概念，才要求自己画得像一个东西。学素描这种，应该稍微晚点，这样不会纠结在里面。

　　要是想画什么画得很像，画了两年学好以后，你就只会这个了，就没有别的什么感觉了。

　　宁浩：我上中专时，很多一年级的已经画得非常好了，一看就是从五六岁开始画的，但你会很奇怪为什么他到四年级了还那样，变化非常小。相反有些走关系进来的，反而创作能力更强，后来者居上。

　　岳敏君：我画画觉得比较有自己的风格了还是大学毕业以后。在学校里你必须要完成学校的课程，比如这个学期要画出几张头像，几个人体，几张油画。有次我有幸看到我的档案才知道，我从来没得过五分，永远是四分。 　　行业论

　　艺术这个事，怎么排名？

　　岳敏君：被很多人夸，大家都觉得挺好，但过一段就完了，这样的人挺多。我觉得和他最终要追求的目的有关系。画家里，有很多人从画第一张画开始，每年都要留下自己认为最好的画。我觉得这挺奇怪的，他怎么能判断自己画的哪张是好的，哪张是坏的？他怎么知道哪些东西有价值，要保留下来？

　　宁浩：大家讲的这种艺术家所谓的“起范儿”，就是一种比较、排名嘛。“排名次”是我们国家教育里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从小说“你在你们班第几名”，从小就在建立谁比谁强的观念里，特别社会化。我相信真正做艺术的人，不管做电影还是做什么，更多的注意力是在“我怎么干这件事”上，注意力还真没放到“我现在排老几了”这儿。你要天天去琢磨排队这个事，怎么能学好呢？而且艺术这个事，怎么排名？

　　岳敏君：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宁浩：真的，你能说哪个比哪个有价值吗？历史上太多这种艺术家了，活着的时候什么都不是，到最后，原来他才是改变世界的人。比如，当时有那么多在社会上活得特别好的音乐家，但是多少年之后，就只留下莫扎特了。

　　岳敏君：王羲之不就是嘛，我们都说他写得特别好，但他在世的时候，他那个书体是不流行的。那个时候也有排名，他老排不进去，他是后来被放进去的。

　　■ 你该怎么办？

　　【求画、求上戏怎么办？】

　　岳敏君：遇到找我求画的，我一般只好打哈哈。传统中国书画家都是送画，不用你求，你一来他就送你一张。油画这玩意儿好像很难送，(画得)太慢了，捯饬半天，特别不容易。

　　宁浩：是拿生命成本换回来的。画一张画至少一个月，这相当于把自己的一段时间送给别人。你说你能有多少个月！

　　(演员)求上电影这事跟绘画不同，绘画是一件独立的事，一个人说了算，但我一个电影占了一两百人的时间，我如果随便定个女演员，可能摄像师就不干了——你这是瞎胡闹，我不来了。或者我要随便定另外一个演员，老板定的，但人家美术就不来了。如果这样的话，这事成不了。所以我很容易刻意挡掉这些要求。

　　【嫁给搞艺术的怎么办？】

　　岳敏君：我结婚很多年了。我觉得通常的女性，以她们所受的教育，不适合嫁给一个搞艺术或者创业的人。大部分女性生下来都是为了享受世界来的，不想受那个罪。但如果有脾气好的能够容忍，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宁浩：男性跟女性需求不一样，全世界所有的雌性动物包括植物，需要的是稳定、安全——风一吹，雄花蕊往前走，雌花蕊是呆在那儿的；母狗怀了孕，外人就进不了家门。所有的女性都一样，只要给她足够的安全感，都会安心。但艺术家需要新鲜、刺激、不同的体验才能有新的作品产生，一旦安定、稳定就完蛋了，就没有创作力。他在这种使命之下，很难给女性创造一种安全感，创造不了安全感氛围时，女性就不稳定。

　　所以艺术家的妻子真的是得特别宽容、特别有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能力，得自己能够满足自己。

　　【异性示好怎么办？】

　　岳敏君：我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以前不知道怎么办。这个东西不能去设想，对于艺术家来说，承载着很多道德指责，也会非常纠结。但如果你都没有这样一种人性的东西，拍个爱情片就没什么感觉，就是白水。所以我觉得艺术家也是悲哀的社会边缘人，更多的牺牲了自己的心情和所谓的正常人际关系。

　　宁浩：我前两天还跟人讨论这个问题，“艺术的角度”和“社会道德”，这是两种准则。《色，戒》这个电影是对的吗？好还是不好？你拿社会道德来评判，它既是反民族的——(男主角)成了汉奸了，又是反社会道德的，那这就是个垃圾电影。但它不是啊，艺术是揭示真相，告诉你真相原本如此，对于(有些)女性来说什么都不重要，性这件事情可能特别重要。这只是从性这个角度去阐释人性的一面。你要说，人性难道仅此而已吗？不是，人性当中也有不同侧面嘛。

　　特派记者 刘玮 

　　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