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月画梅文革遭殃：张大千两赴敦煌朝圣

关山月《报春图》(1963)，因倒挂梅枝在“文革”中遭殃。 关山月《戈壁绿洲》。

　　南都讯 记者颜亮 实习生吴书琦 肖婉琦 6月14日，配合崇正春季拍卖会开设的“崇正讲堂”系列讲座在东方宾馆会展中心举行。7位主讲人分别就其熟悉的学术领域，呈现了6场精彩讲座：许宏泉品谈“墨香里的旧时文人”、王智钧追忆“父亲王家祯和他的画家朋友”、许礼平趣谈“罗孚与书画收藏”、陈瑞林详析“现代中国画与关山月黎雄才”、李永翘专论“张大千与敦煌”，以及皮道坚和胡斌分述“广东当代艺术面面观”。南都记者精选其中两场为您重点介绍。

　　陈瑞林讲述关山月、黎雄才与百年画坛

　　本次崇正拍卖首辟“岭南双擘·关山月黎雄才书画精品”专场，主题为“现代中国画与关山月、黎雄才”的讲座也相应推出，由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陈瑞林教授担任主讲。

　　陈瑞林坦言，自己虽与书画市场联系不多，但认识的书画友人不少，其中，他对关、黎二位大家非常熟悉，尤与关家有多年的往来交情。秉持“知人论世”的主张，陈瑞林认为，作品的价值除了以画作本身的艺术质量作为判定标准之外，作者其人、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谓“时势造英雄”，关、黎二位的成就与一百多年来中国画坛大变革的时代环境是分不开的，与其所根植的广东土壤也密切相关。追溯到“五四”时期的美术革命思潮，“求变”成为众多学者、画家的共识。“五四”退潮后，兴起于上海的国画复活运动进一步探索求变，针对中西二元对立的问题，主张二者之间的互相调和。这场运动虽在上海最为热闹，却对广东画坛影响颇深。因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东画坛出现了两股针锋相对的重要力量，即岭南画派和国画研究会。前者主张师法西方、日本，追求创新；后者则偏于传统，对岭南画派的“中日混血儿”不以为然。

　　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为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高剑父尤为注重培养人才，其门下弟子中的佼佼者便有关山月和黎雄才，是岭南画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关山月出身贫寒，对社会压迫的感受较深，这使其与岭南画派强调现实关怀的创作观和平民风格一拍即合。此外，岭南画派强调写生这一重要特点，反映在关山月身上，即是他在四十年代的西北写生和南洋写生两段经历。由于政治追求积极进步，解放后，关山月在政治道路上较为平顺。为人民大会堂创作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奠定了他在画坛上的艺术地位，也扩大了他的政治影响力。关山月擅画梅，“关梅”与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配合毛泽东咏梅词中高昂的革命斗志，表现出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但在“文革”期间，梅枝向下的画法却令其难逃“倒梅”(倒霉)之劫。

　　陈瑞林认为，按照“风格即人”之说，关、黎的创作风格反映了个性差异。不同于关山月以激情取胜，黎雄才的特点是功力深厚、严谨内敛。黎老擅画松，可谓“无松不成画”，其松画不仅可见笔墨功夫、精神表征，亦可见技法创新，增强了光感、空气感、透视感等，沿袭了岭南画派的革新精神。

　　李永翘讲述张大千的敦煌“朝圣”之行

　　今年适逢张大千先生诞辰115周年，崇正拍卖推出“大千豪发·张大千书画”专场，同时邀请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大千研究首席专家李永翘先生主讲“张大千与敦煌”专题讲座，为藏家生动讲解张大千的敦煌“朝圣”之行。

　　在张大千的生平当中，两次敦煌之旅最具争议性。那么，张大千究竟为何而赴敦煌？李永翘开门见山，点明其主要目的就是追溯中国绘画的发展源头，即观看唐宋古画。早在二十年代，张大千就从他的老师那里听说过敦煌，其后于1938年返川时从友人处听闻敦煌壁画，他身为大收藏家、大鉴定家，为了师法古人唐画，自然萌发寻访之念。李永翘在总结个人生平研究之重要性时指出，只有对张大千和敦煌的关系进行研究，才得以全面认识他。

　　张大千的敦煌之行确实历尽磨难。1940年拟赴敦煌，途中却先后遭遇兄逝、子亡两次重大打击，折返奔丧后，至1941年春，才重启敦煌之行，于同年六月抵达莫高窟，金碧辉煌的洞窟令其如至画家天堂。面对如此珍贵的古迹，张大千决定展开临摹工程，首先是想为国家留下副本以作为历史文化的证物；其二则是盼望国家和平之日可参照副本进行复原、修缮工作；其三便是为了学习敦煌艺术、加深个人造诣。

　　为此，张大千首先调查了整个敦煌地区的文物分布情况；第二步则是对洞窟进行编号，这项工作标志了中国人首次科学地进行文物保护；第三步是对每个洞窟的壁画、塑像进行研究考证；最后一步便是临摹，而张大千所做的正是在所有临摹门类中难度最大的复原临摹。

　　张大千此举为敦煌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富可敌国、穷无敌追、满家皆宝、浑身是债”，李永翘将这十六个字作为张大千一生经济情况的写照。张大千的敦煌之行还导致风波不断、谣言四起。为张大千列出的罪状中，罪责最重的一条就是“临摹期间对多处壁画造成损毁”。针对此，李永翘在研究张大千期间特意走访调查，最终证明这些罪状纯属造谣中伤，他认为这是“中国文物界的一桩大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