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早将中国当代艺术推介到欧洲展出的“推手”,费大为对近三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了如指掌。然而令他遗憾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性和创造性摆在西方大师面前毫不逊色”的中国当代艺术,如今却一步步倒退,以至于“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上周六,他来到何香凝美术馆举行《“大地魔术师”和中国当代艺术》讲座,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并列举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种种怪象。
怪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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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家读书少,走捷径多
费大为是最早将中国当代艺术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国批评家。25年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地魔术师”展在法国举办。也就是在那一次大展上,费大为将黄永砯、顾德新、杨诘苍推荐到欧洲观众面前,他们也是85美术运动中最早出国参展的中国艺术家。
那个时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初始阶段,也是黄金阶段。费大为曾在1988年陪同“大地魔术师”的策展人、蓬皮杜艺术中心馆长让-于贝尔·马尔丹(Jean-HubertMartin)到北京、南京、杭州、上海等地选择艺术家。“他是第一位来中国看当代艺术的西方策展人,但当时的中国艺术家心态都很好,不但没有仰视,反而会毫不忌惮地与他争论。”
而这种平等的心态,随着90年代当代艺术的市场化而悄然改变——变得为利益谋,甚至,用费大为的话来说,变得“猥琐”。
在“大地魔术师”上,三位中国艺术家都拿出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黄永砯将中文报纸用洗衣机搅碎,把碎片在展览现场做了个中国古代的龟型古墓,映射文化的死亡和延续;杨诘苍用“千层墨”来展现东方文化的厚重;而顾德新则将收集来的塑料焊接成一件件匪夷所思的装置艺术……如果费大为不强调这是25年前的作品,许多人会将它们跟现在的当代艺术混淆起来——无论是从思想性还是创作手法来看,它们跟现在的艺术比,一点都不逊色。
25年,弹指一挥间。当问及费大为这些年中国当代艺术的进步体现在什么地方,费大为脱口而出:“没有进步”。“这三位艺术家当时都是20多岁,但他们的作品放在西方大师面前一点都不差。现在的年轻艺术家能拿得出这么有分量的作品吗?这是比较可疑的。”如今,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体系跟80年代相比已经产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艺术的价值判断越来越取决于你的品牌形象,譬如出镜的频繁度、权利与财富的接近度,这是费大为嗤之以鼻的。在他看来,现在年轻的艺术家,会更关注市场,讨好观众,“看书更少,思考走捷径却更多。”
怪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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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商代替了策展人的地位
“大地魔术师”展的产生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全球艺术的“西方中心论”。“大地魔术师”首次将50位西方艺术家和50位非西方艺术家作品并置,彰显一种“全球艺术”新观念。然而,当时策展人马尔丹的苦心并没有看到回报——他触怒了西方艺术圈,以至于展览结束后他马上被赶出了蓬皮杜;他让中国当代艺术崭露头角,却无法阻止“西方中心论”在中国艺术家心中的滋长。
“我喜欢这句话:‘历史一直在倒退。’人永远是在获得一些东西,同时失去一些东西。而那些失掉的往往是最重要的。”费大为这句话,是在点评中国当代艺术现状时说的。如今中国当代艺术最显著的特征,便是跟资本的紧密联系。“如果说早些年,策展人的取向决定了一个画家的前途,那么现在,投机商的品位则取代了策展人的地位。”
费大为告诉记者,2005年-2008年,中国当代艺术遭遇了艺术史上从未有过的价格狂飙,这是来自西方对冲基金大规模风险投资的结果。2005年,有几个大型投资项目进入中国,挑选了几十个艺术家,在三年内把他们的作品炒上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在艺术圈创造了一个个财富神话。2008年后正好来了经济危机,西方藏家大多抛售脱身,而接盘手则是中国藏家。缺乏了西方资本操作的中国当代艺术价格一落千丈,但是它曾经引起的价格狂飙却给中国投资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觉得这样的奇迹是可以复制的。
“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种种状况,都只能作为金融现象去分析。”费大为说。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真正的消费者并不多,绝大多数是投机者。起关键作用的不是艺术的判断,而是数字的变化。艺术品被作为股票那样来处理,变成一种纯粹的投资行为。
那么商业对中国当代艺术是伤害大于帮助吗?费大为不置可否。“商业本身是中性的。我们要看的是这一代人在这个价值系统中的反应。现在的人越来越容易被短期效应、实际
的物质效应所吸引,连最基本的是非、黑白都可以颠倒。”费大为说。
怪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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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艺术价值体系”大过天
在费大为看来,中国当代艺术目前还是西方话语权为主导。“这也不完全是西方的错,非西方世界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系统。自己不争气嘛。”
其实中国当代艺术的产生,一开始就跟西方脱离不了干系。8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西化热潮,艺术圈短时间内接触到大量来自发达西方国家的商业及文艺资讯,于是催生出了当代中国艺术,85美术新潮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首次集中发声。在费大为看来,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艺术分成两大阵营:海外派和国内派。随着亚洲艺术被重视,以蔡国强、谷文达、杨诘苍为代表的海外艺术家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如今时常如明星般回国参加展览,地位如日中天。
“他们的艺术观和方法论是出国前就定下来的,他们可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在85新潮后的延伸。他们的优势在于,90年代这一段艺术飞跃的时间,是在多元文化的西方背景下完成的。但我们也要看到,99.99%的艺术家在海外并不成功。并不是在海外就能被帮助。”费大为说。
记者从不同采访对象了解到,从实力上看,国内派跟海外派难见高下,但他们都无法逃脱一个宿命:遵循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今天,当代艺术界衡量一个艺术家是不是“大咖”的标准依然是:有没有参加过西方的艺术大展?有没有在国外的拍卖行上拍?
“可悲的是,尽管中国的作品被全世界热炒,但‘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力并没有因此而提升。西方人会说,中国有当代艺术,但是很商业。”费大为说,“当然,也有西方认可的中国艺术家,但他们会觉得,我喜欢他,并不代表我喜欢中国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