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的水与墨：只有黑白对峙

马军的“水与墨”

　　文/宋诗婷 <<新周刊>>第419期

　　展览现场没有传统文化和水墨字画，有的只是黑与白的对峙。马军打破了传统的水墨概念，构建出一个“水与墨”的场域。

　　马军把心怀“水墨”期待的参观者戏弄了。他的“水墨”以整个画廊为创作对象，是一次基于现有空间的规划和设计。

　　4月6日，“水墨——一个主题的语境实验及体验空间”展在798的3画廊开幕，展览现场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个空间里，马军筑起一面用工业泡沫3D雕刻的中国传统院落的白墙，一段死去的树枝被白色石膏包裹，悬于与院墙等高的位置。纯白的十面体石膏稳坐在墙面左下角——两个空间的交合处。

　　展厅内侧的空间营造出一个“水墨”现场。四面墙壁在1.6米的位置分界，下面是属于墨迹的黑色，上面是属于墙壁的纯白。正方体、圆锥体、球体……七个几何形体或悬浮于空中，或安置于地面。它们浸染在“墨池”中，与墙壁一样呈现出黑白两色。灯光映射在墙面与几何形体上，投射出亦真亦幻的光影。

　　展览现场没有传统文化和水墨字画，有的只是黑与白的对峙。马军打破了传统的水墨概念，构建出一个“水与墨”的场域。走进马军的作品，是走进被装饰的空间，是走进水墨池，也是走进对自我的探索。

　　对马军的采访在画廊的后院进行。从展览开幕到采访当天，马军很多时间都待在画廊里，一来是招呼朋友，二来是接收参观者的反馈。马军甚至在暮春那天邀请朋友在展览空间“雅集”，把坐垫摆在白色墙壁和枯树枝下，读诗，聊天，喝啤酒。“人是这个展览很重要的一部分。”马军说。

　　从“新瓷器”到由三个空间组成的别院“境”，再到今天的“水墨”实验，对于马军来说，从前，空间是一座座雕塑，现在则是一个个可以被操控的“境”。

　　雕塑家对空间有着天然的感知力，高度、宽度和整个空间所散发的气场吸引着马军去与之对话。从雕塑到用雕塑填满空间，马军的视野从一个个具象的物质转向抽象的控制。“一个空旷的空间，你把一个东西放进去，填充它，改变它，它对空间的占据能够改变气场、形态，进而延展出探讨的可能性，这是我现在感兴趣的。”

　　马军心中的平面不是有边界的白纸，而是一面白色的墙壁。

　　去年年底，马军接到一个平面展览的邀请，希望他创作一个平面作品参加展览。“我是雕塑出身，这为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平面、空间，以及平面与空间的关系。”马军说。

　　马军心中的平面不是有边界的白纸，而是一面白色的墙壁。“我用什么来填充它？让作品的气场能够压住这个空间，与空间形成互动？”马军一直对白色的墙面着迷，“一幅画摆在那只是一幅画，与白墙能够带来的空间和想象力无法相比。”

　　肌理与时间的共谋是白墙的语言。于是，马军打算用自然凝固的石膏做一面白墙，制作过程中，任何偶然留下的痕迹都是自然的记录过程。“然后，我要怎样与它对话呢？”雕塑专业出身的马军习惯了空间思维，他将几何形体与白墙并置，二者的结合只有一个脆弱的交点，彼此依赖，却也呈现出临界于彼此分离的不安全感。

　　“还缺一种东西，一种变量的东西。”马军说。于是，他把石膏白墙和几何形体一起浸染在墨池中。出水的作品多了层意境，浸没的高度对石膏板和几何体统一进行了分割，白墙有了故事。

　　这组平面作品马军做了三个：球体、圆锥体和圆柱体。他喜欢这些简洁的黑白作品，却还觉得不过瘾。“我希望把这种概念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表现出来。”马军说。

　　在798的展览中，计划中的水墨池没有填进流动的液体水墨，而是用涂抹在墙上的水墨营造出墨池的意境。原本的一个空间也变成了两个，在计划外的另一个空间里，马军发展了曾经的空间作品《境》，取名为《界》。作品将藏在墙内的树枝搬到了墙外，并把无法融于中国意境的几何形体引入空间。

　　从《境》到《界》，马军在回避原来的自己。他说，这几点改变打破了原本的人文氛围，抹去了文化属性和地域属性。

　　马军在感性的艺术创作中追求相对的冷静和客观，“所以，里面的黑白之境才更纯粹，更剔除了现实、虚拟、文化和传统。” 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两个问题成就了中国艺术家，同时也困住了中国艺术家。

　　“先不要讲那么多主义，不要讨论新水墨、新表现还是旧表现，与其造概念，不如我们回到原点，重新思考艺术和创作还有什么可能性。”马军说，《水墨》是他源于“放下”的尝试。

　　“‘新瓷器’表现的不是装饰，而是文化的包裹。”

　　马军的“新瓷器”把象征着消费主义的电视、汽车、奢侈品制成仿古瓷器，摆脱了物件的使用价值，也抛弃了瓷器的使用价值，只留其观赏性。有人说，在东方瓷器中融入西方的消费文化，中西结合的同时，融汇古今，是种讨巧的创意。

　　马军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自己1974年出生，1978年改革开放，成长伴随着物欲的膨胀。“我看到了电视、录音机、电脑，之后又看到了LV、香水和各种奢侈品，它们组成了我对于消费文化的最初理解。”马军说，他做了他所经历并给他留下记忆的东西，做完了就结束了，“就像消费文化伴随着我的成长一样，‘新瓷器’表现的不是装饰，而是文化的包裹。没有谁比谁强，它是对等的、公平的对话。”

　　“新瓷器”对马军来说，更像是一种调侃，这符合他不温不火却“蔫儿坏”的双鱼座性格。

　　“新瓷器”把消费主义装进瓷器，“瓷书”为西方的思想武器披上瓷衣，“瓷·肉”把鲜肉定格……马军一系列瓷器作品为他在雕塑界内外赢得了声誉。

　　“水墨”展览之后，马军的“瓷·肉”将在德国柏林展出。德国的展览无论在规模还是影响力上都远高于“水墨”。但在马军心中，“水墨”的意义却远胜于另一场展览。“德国的展览是我瓷器作品的推演，逻辑上是相通的。但‘水墨’是全新的尝试，我更看重它的不确定性。”马军说。

　　为了增添“水墨”实验的不确定性，马军为它加入了几组“变量”。

　　采访当天上午，一场对谈在“水墨”空间展开。策展人柴中建与哲学博士陈岸瑛在空间内展开对话。二人分别着黑白两色的衣服，相对而坐，在空间内说空间，在艺术的语境下探讨哲学。

　　“思想也是一种材料，也是对空间的介入。哲学命题与空间并置，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马军说。

　　首次“变量”尝试很成功，马军开始尝试在空间中融入更多的不确定性：何清的行为艺术、东妮尔的当代舞、子曰秋野的音乐行为，还有Muse、烨子、宋昭的即兴音乐表演。

　　前一天音乐人子曰秋野在表演中留下的书写痕迹还在墙上，第二天Muse组合的即兴音乐表演又在“水墨”空间内进行。长笛、古筝和大提琴相互呼应，声音触碰墙壁、几何形体和观众，萦绕在有限的黑白空间内。

　　自由人声表演艺术家烨子也介入了。她隐藏在四棱锥体后歇斯底里地呐喊，对着墙壁哭泣，在正方体前低声吟唱……伴随着大提琴艺术家宋昭的演奏和空间的转移，烨子时而悲切时而平静。三台录像机记录了艺术家们的现场创作。

　　“空间就是这个样子，有它的不确定性，空间里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馈。声音、动作和思想是人最基本的东西，我尝试把它们作为一个文本保存下来，这或许是这次展览最有意义的部分。”马军说。

　　这是一个空间作品，观众的一举一动都是对空间的渲染

　　《新周刊》：“水墨”里的水墨意境和传统水墨艺术有什么不同？

　　马军：这里的水和墨就是两种物质，它没有水墨所附带的那些传统和厚重的文化属性，它不东方，也不写意。我希望把话题拉回水墨本身，把那些附加在上面的东西剔除掉。

　　《新周刊》：为什么选择在空间内放置几何形体？

　　马军：我们的世界是由无数个几何形体组合而成的，世界万物都可以归纳为几何形体。几何形体是推演出来的，是理性归纳出来的。这个是球体，那个是立方体，这是受光面，那是投影……几何形体构成了我们对空间最初的认识。

　　《新周刊》：参观者在这个作品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马军：这是一个空间作品，不是平面也不是雕塑。对空间的感受不只是三维的，这中间有意识的存在。这个作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是独立存在的，每一个观众进入这个场域都相当于进入一个大型的墨池，和墨池本身产生关联。不管你是一个普通观众，是音乐家，还是舞蹈家，在这个空间里，你所有的呼吸、动作和语言都为空间填充内容，是对空间的渲染。

　　《新周刊》：这个作品在你的创作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马军：这个作品是我创作线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这些年我一直在试图做减法，把一些附加的东西去掉。“做减法”也是雕塑的一个核心概念，雕塑就是把不要的东西剔除掉，只留下想要的东西。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剔除符号性，区域性和文化性。所以你看到这个空间的时候不会识别出这是哪个国家的艺术家做的，它是一个对本质问题的探讨，又是不确定的。

　　《新周刊》：现在的创作和之前“新瓷器”有什么不同？

　　马军：“新瓷器”首先具有观赏性，是我对西方文化的反应。西方的东西，一个力打过来，这个力量很强大，很有魅力，我要接受它，但不能被它吃掉，要再把它打出去。这是一种力的关系，有点像中国的太极，是种博弈。而现在，我不再纠缠于西方、东方、传统、现代。我感兴趣的是对空间的理解，我希望这种理解是超越时代的，是对人类共同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