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间美术馆馆长袁佐

袁佐

　　本报记者  高素娜  徐新芳

　　袁佐去年就任中间美术馆馆长，同时也在清华美院教书，他开玩笑说清华的学生真可怜，一出门就是五道口。他曾经上学的麻省艺术学院，与波士顿美术馆只隔着一条马路。如今，中间美术馆的志愿者大半来自清华大学。袁佐谈当下艺术教育的种种问题，谈商业社会里艺术家单纯讨论艺术本体的情况如此稀少，面对这些无奈的社会现实，他希望尽一己之力去改变小环境。

　　凭借着对艺术的真诚态度和宽广的视野，袁佐在经费欠缺、藏品不多、没有商业运营的状况下，在中间美术馆做着他觉得好看的展览。正在馆中展出的徐冰“背后的故事——富春山居图”研究展，展期将近半年，并同期举办了一些公共教育活动，学生们也像徐冰那样用烂叶子、编织袋做成中国山水画，有趣也具有启发性，暑期这种活动将密集展开。

　　美术文化周刊：你去年成为中间美术馆的馆长，你想把它办成一个什么样的馆？

　　袁佐：去年我参加了在山东举办的全国美术馆年会，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人都在讨论经费不足的问题，挺可惜的，大家没有讨论质量的事情。很多展览不代表先进思想，不代表很有活力的思考，完全没有时代感，搞的是庆祝活动，是热闹的场面，浪费财力、人力，这种展览比比皆是。有多少展览你认为它必须要做，中国人都需要知道，中国文化缺它不可的？这样的展览少而又少。

　　在这种大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如何做好一个馆、做好一个展览，那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点诉求，也是一件挺艰辛的事，打破框框，要有一种魄力。我现在想，这种民营美术馆可以通过它特有的活力在国内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到这来做所谓的馆长，原因不是那么伟大，特简单，就是帮老朋友的忙。

　　美术文化周刊：你到任后，中间美术馆做了几个不错的展览，你的策展理念是什么？

　　袁佐：做了几个好的展览，也不是因为我来了，这儿的艺术总监周翊，有很多艺术家都是他早就想到的，我来这就是给他“落地”了。对于选择艺术家，我首先抛去所谓的理论，我想要找几张好看的画来做展览，好看是我个人的要求，当然这样可能有点自傲或者清高。但不管怎么说，我有一定的履历和经历，中外的东西看的不少，从1982年到美国，现在每个月都会去一次，来来回回跑，纽约发生什么事和这里发生什么事，我不太区分地域，只区分好和坏，所以，我做的这几个展览拿到纽约，也并不觉得很难看。

　　在当前中国绘画界里，大家讨论的都是把作品和商业混在一起，怎么去造势，怎样创造一个理论出来。像这样非常简单的要找几张漂亮的画，想要做对老百姓或者艺术界的人很有影响、能启发他们更多思考的展览，少了一点。春节时，苏州博物馆做的文征明的展览，非常好，他们从世界其他地方把文征明的东西找来，用比较先进的策展理念、方式，很有独特性。

　　我们这种民营的小馆，因为在经费上有很大的问题，不可能做大规模的东西，但是我们立志想要找到一些在其他地方不容易看到的，像我们今年9月下旬要做法国野兽派画家乔治·卢奥的展览。

　　美术文化周刊：做卢奥展览的初衷是什么？

　　袁佐：初衷就是一个朋友正好有些收藏，跟一个画廊又很熟，谈着谈着就做个展览。进一步去探求卢奥的意义在哪里，就发现，当时赵无极刚刚去法国，给卢奥写信，说我非常崇拜你，我想要看到你的作品；还有，在卢奥还年轻的时候，给他的朋友写了几封信，说现在巴黎有一个重要的中国艺术展览，你们一定要去看，它对我的影响太大了。这是我们要做卢奥的展览之后，慢慢发现卢奥跟中国绘画界有这样一些过从。卢奥的绘画也非常令人震撼，他对宗教的崇拜、坚信、虔诚的态度，完全在他的绘画中表现出来了。去年11月，我特别去日本看他这批作品，特别棒，我觉得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些作品，对中国当代绘画仍然有特别好的启示。

　　美术文化周刊：除此之外，之前还有哪些展览的作品特别好看？

　　袁佐：刘商英那个展览也很有意思，他是去西藏阿里写生，在无人区画画，完全是跟死亡做搏斗，这些画极其强烈，极其震撼。冯良鸿的作品是抽象绘画，很自由、精致，你说它没有具体形象，但我觉得他每一个笔触都是非常具体的形象，像这种东西，在中国绘画界，缺少讨论，缺少关注。在徐冰展览上，徐冰把中国社会的那种变革、时代感完全融合在他的作品中。像这次“挑战传统——20世纪西方经典及中国当代摄影作品展”，我不知道现在来看展览的人有多少知道它的重要性。这批作品极其难得，极其珍贵，所有作品都是原作而且每一件作品都像教科书一样，体现了摄影史上的一个阶段、一个观念上的变化、一种技巧上的运用。

　　美术文化周刊：现在有些画廊包括卖画的机构也叫美术馆，你怎么看？美术馆是非营利机构，能不能营利？

　　袁佐：叫什么名字，都不要紧，无伤大雅，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你能看到它是个什么东西。非营利机构只是说没有人分红，没有人去拿红利，仅此而已。

　　美术馆当然要赚钱，不赚钱怎么活，但赚来的钱要把美术馆做得更好，扩大馆藏，继续为下一个展览、为下一年的展览、为10年的发展打算。在中国有一个特别的误区，认为是美术馆不能赚钱，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

　　美术文化周刊：徐冰的展览，设置了一些公共教育的课程，你怎么看那些孩子做的作品？

　　袁佐：我觉得这个课程设置比较好，作品做到最后，像和不像这个事不重要，不是想要用那些捡来的树叶、塑料袋贴出来一张中国画才叫好作品，而是看一件中国传统绘画，有可能背后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叫“背后的故事”，背面更反映中国当代社会，你看那些捡来的东西，放在这样一个还是毛坯房的展厅，更能体现中国过去30年变化的过程，中国整个是在一个毛坯房的环境下快速发展，与垃圾为伍，编织袋、破麻绳、烂叶子到处可见。这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碰到的事，对于孩子来讲，可能这种教育、这种思想的碰撞，让他们看到垃圾会变成我们所鼓吹的中国传统的绘画，看到中国文人的形象的另外一个翻版，这种意识对于孩子潜移默化的介入，可能等他二三十岁的时候可以体验到。这个过程比上课给孩子讲怎么画猫画狗重要得多。中国的艺术教育一般只停留在技术上，其实那个教育是最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