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法祀：攥一把油画笔离开人间

冯法祀

　　本报记者 徐新芳

　　日前，“艺为人生——冯法祀百年诞辰艺术回顾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出的200余件作品配合文献史料，再现了冯法祀先生的艺术人生。展览举办期间，冯法祀先生之子冯世光接受《美术文化周刊》专访，讲述了冯法祀先生艺术生涯中的重要经历。

　　坚忍不拔，选择“艺为人生”

　　我父亲的家族是一个挺大的家族，1916年从安徽迁居到南京，大家就在南京街巷里面长大，他当时只有两岁。日本侵略了东三省，发动九一八事变，父亲当时年龄还小，但对这一切有了一定认识，于是他们几个人就开始拜师学武，天不亮就起来练功，总希望能够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来报效国家。

　　有一次，父亲在南京的励志社观看徐悲鸿先生和颜文樑先生举办的画展，在看到徐先生的《田横五百士》这幅作品的时候，为之震撼，于是决定将绘画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用画笔作为武器，表达人民的疾苦。他从小就喜欢画画，他的天赋、爱好和报国之心结合在一起。

　　1933年，父亲考到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艺术科，当时徐悲鸿先生正在国外巡展，颜文樑先生到中大来给他代课，所以父亲艺术教育的第一位正式的老师是颜先生，之后还有回国的徐先生、吕斯百先生、潘玉良先生以及美学方面的宗白华先生。那时，他受严格的课堂训练，也随各位先生出外写生。风景写生训练目的并不在于画一幅两幅风景，而是面向自然，面向人民的生活，了解社会，了解世界。

　　在大学期间，父亲参加了在南京中央大学的一个礼堂举行的究竟是“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探讨，他还是这个讨论会的主席，大部分学生最终选择的是“艺为人生”。

　　父亲的姐姐也是徐先生的学生，比我父亲早一些毕业于国立南京中央大学的艺术科。徐先生告诉父亲，你姐姐比你有才华，比你聪明，但她唯一缺少的是毅力，是愿力，也就是坚忍不拔的意志。我的姑姑后来没有成为一个著名的画家，甚至几乎没有从事艺术创作，父亲凭借着他坚忍不拔的毅力，从事艺术创作，并且取得了成功。

　　投身抗战，成就代表作品

　　1937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日战争开始，父亲刚刚毕业。家里那时完全有条件有能力送他到国外读书深造，避开国内的战乱。但他选择了到延安去。当时日军在淞沪战争后侵占了上海，不断地派飞机到南京轰炸，很多人家都要挖防空洞，我们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地势比较低，往下挖一点就冒出地下水来了。于是爷爷拿了一百块大洋给我父亲，让他买台抽水机来抽水，他就拿着这一百块大洋和其他五位同学一起往延安去了。

　　在投奔延安的路上，他们在陕西三原县与中国工农红军汇合了，加入了红军，随朱德北上抗日。父亲在1938年创作的一幅《宣传》，就是根据当时自己作为八路军的宣传员，背着一支步枪、穿着军装、宣传抗日的形象创作的。

　　因为没有太多时间创作，父亲离开了部队，1938年在武汉参加了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同时也参加了武汉三厅的美术工作，那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大型宣传画《平型关大捷》；1939年受武昌美专的创始人唐义精、唐一禾兄弟的邀请，父亲参加了武昌艺专的教学活动，也在学生当中进行救亡宣传活动。

　　1940年，父亲在广西柳州参加了抗敌演剧队，他随着演剧队跋山涉水，在西南的几个省市，行程几千里。他不仅演戏、唱歌，还利用其余时间带着队里面的同志画宣传画、画墙报、写标语，使得美术工作也成为一个很主要的工作。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当中谈到抗战美术，大家理所当然会谈到延安的木刻，会想到在后方的美术工作，很少有人会去涉及和记录在前线的这些战士们的美术工作。所以这次展示的父亲在抗战时期的作品，也正是对这段历史的补白。

　　父亲在抗战期间曾经在桂林、贵阳等地举办过抗战作品写生展览。徐悲鸿先生曾要求父亲把在前线的写生作品拿给他看，看过之后，非常兴奋地说，你画了这么多东西，应该拿出一幅巨大的创作出来了，于是徐先生就挑了父亲的一幅小的油画写生稿《开山》，说就用这幅去创作一个大型作品。那是1943年，政府为了保证前线的供应，决定修建一条黔桂铁路，演剧队到黔桂铁路的建设工地，去慰问这些从事开山越岭、凿洞搭桥、铺路的工人们。父亲在黔桂铁路的施工当中画了好多劳动现场、工人肖像，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创作了这幅《开山》，画中工人的形象是他自己。徐先生的《田横五百士》里边有他自己、吴作人先生，还有其他几位学生的形象，父亲也学了徐先生这个方法，画了自己的形象。

　　《演剧队的晨会》是父亲一生当中比较著名的代表作品之一。1945年抗敌演剧队第五队进入缅甸，给中国远征军进行劳军慰问，他们驻扎在一个旧的仓库里边，地板松松垮垮，没有床铺，大家席地而卧，露天、漏雨，演剧队用道具、毡布遮风挡雨。演剧队的生活是这样，每天早晨，由队长或者队委开一个会，给大家布置一下今天要做些什么工作。这幅画中人物是实实在在的战友。

　　马训班代表作《刘胡兰就义》

　　1946年父亲随着徐悲鸿先生到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9月，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父亲受聘为教授，担任绘画系主任。1955年，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到中国来执教，父亲几次向当时的江丰院长申请，要到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学习。江丰先生禁不住父亲几次强烈的要求，批准了。他当了这个班的班长，是年龄最大的，41岁，年龄最小的是靳尚谊先生，他们俩的年纪相差20岁。

　　马训班对父亲在《刘胡兰就义》的创作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在1954年就来到了刘胡兰的故乡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采访，收集素材。他一个人背着行李卷来到山西，漫天的大雪，分辨不出东南西北。在云周西村，他一边跟老乡们聊着刘胡兰就义时的情况，一边用铅笔画老乡的肖像速写，这里面包括刘胡兰的母亲、妹妹，同时他在村子里画一些风景写生。在刘胡兰就义的史实当中，并没有下雪，为了烘托悲壮气氛，父亲把自己下火车时那场大雪也加入到创作当中。

　　父亲在1957年完成了《刘胡兰就义》，作为马训班的结业作品。朱德委员长来参观马训班结业展时，提议在这幅画旁集体留影，于是，这幅作品不仅是父亲的代表作，也成了马训班的代表作。结业后，父亲随马克西莫夫去中国的西部去写生，回来之后被打成了右派。这幅画也被随着打入冷宫，收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地下室，后来曾被水泡过。

　　从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父亲没有放弃自己终身热爱的绘画，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和机会进行着创作写生和画画。改革开放后，父亲已经60多岁了，他的内心非常欢愉，认为自己重新进行创作的机会又来到了，但是人毕竟上了年纪，身体有些问题，比如他被诊断为患有老年性白内障，他一度以为自己不能画油画了。

　　1984年，父亲到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城进行了半年时间的学术交流，是他艺术创作生涯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在色彩、造型、笔触方面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颜色很纯，用画刀把颜色堆积摆上去，对色彩的表现上趋于强化，同时也是他艺术修养和表现能力提高的表现。

　　《护士的早晨》、《阅江楼》是父亲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行的创作，我们能够看到更强烈的色彩、冷暖关系的对比。这幅作品就是我当时和父亲在南京的阅江楼旅游的时候画的，老爷子现场拿起笔和本画了一个速写，让我给他拍了一些照片。在父亲的创作当中，我也给他做着辅助工作，比如绷画布，挤颜料。

　　父亲在晚年时还问过我，你怎么不回来跟我一起画画，你老出去那么辛苦搞摄影干什么呀，能挣几个钱，跟爸爸在一起画画多好。我心里边明白，虽然我敬爱父亲，我愿意为他多做点事情，但是我也得有我的事业。2004年，过了40岁时，我终于下定决心放弃一些摄影方面的工作，回来多为父亲做些事情。当父亲再次问我，你怎么还不画画啊，在忙什么？我说，我若是去画画了，谁去帮你做这些作品整理工作。父亲听了，哈哈一笑。

　　父亲一生创作了那么多作品，跨越了几十年的历程，其中还包含了在抗日战争时期那种艰苦的岁月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尺幅大小不同，保存的质量好与差不同。很多在1940年代创作的一些油画作品，因为时间久远，保存条件的欠缺，需要进行修复，所以我当时就去俄罗斯考察油画修复。

　　2006年，我们的一个邻居去世了，父亲问我，那个阿姨手里边攥了点什么走的？我说她的女儿给她手里攥了一块玉。然后我问他，爸爸，将来您手里边要攥个什么。他说，你说呢，你愿意给我攥个什么。我说，您一生酷爱绘画，绘画就是您的生命，您走的时候我给您手里攥一把油画笔。父亲听了我这个建议，非常高兴。

　　2009年初，父亲受邀参加“金秋北京12人画展”。参展的四幅作品画的是甪直水乡，有茶楼、河泊头、船，最后一幅作品没有完成。父亲在去世之前一天的凌晨，因为天气热，睡不着，还起来拿着画笔画上了几笔，转天就因为大面积心梗爆发离开我们了。我在送他走时，按照我们曾经商定好的，在他的手中放了一大把油画笔。    (实习生贺芳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