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学画记：深情的记忆

　　文/乐震文

　　1974年，全国掀起了批黑画的高潮，那时我正在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技工学校读书，在今天看来似乎被大部分人都有所敏感的技校，在那个年代已经是最高的学府了。我是于1973年从中学毕业后被分进了这所学校。后来才知道，校方的负责人是从全上海的应届中学毕业生中挑选美术尖子，进去之后主要课程是学画，期望这些学生以后临摹名人的画作为出口用，以为国家创收外汇。虽然看似严格苛刻，但与当时政府高压形势下的其它行业相比，素描、花鸟和山水的学习，还要每天练习书法，这座技校宛然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世外桃源了，这是难以想象的。

　　那时的我对花鸟画很着迷，而且还有幸认识了江寒汀的传人：乔木和陈舜今。两位大家对画都有各自独到的理解。10多岁的我虽然一直在画画，有时帮着学校出大字报、画刊头，自认为对画面的造型和色彩处理有些心得。但一转到国画，绘画材料和思维方式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拼命练习和努力适应成了我的日常工作。直到74年批黑画的时候，因为红卫兵将山水、花鸟之类的画科都批成资产阶级的东西，只有政治人物宣传画才是那个时代被认可的主流。学山水只能偷偷地学，那时的我没什么可以顾虑的，只是尽情学画，欢乐无比。

　　学画期间，乔木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画得好，而且对画理的认识也十分考究。在我的记忆中，乔老师特意画给我的梅、兰、竹、菊课图稿，使得我愈加勤奋。依样画葫芦是初学者的通病，每次晚上去，我都将厚厚一叠作业请乔木先生评点，老师细细看过后，就找出问题所在。他说，“画花卉要注意花的特性，要分清是草本还是木本，叶子的生长规律是轮生还是互生的，这些都要从根部往上研究的。搞懂了，画出来就不会出错。”他边说还边示范，看着他气正神定的落笔最是享受，他下笔的准确和生动成了我对自己往后艺术创作的要求。

　　1995年，我被调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工作，2年后主持了国画系的教学工作，虽然乔老师已退休，但我也时常带着很多关于教学的问题或者与学院相关的一些工作去请教他，请他帮忙，他也总是倾囊相助。记得有一次因为学院的安排请他画礼品画，稿费很少。他说，“国画系没什么钱，有这点已经很好了。”反过来他又说，“如果系里资金不够，我可以帮助系里解决困难。”当时在场的老师们都十分感动。

　　除了画画，我也很喜欢书法，因为画画与书法相同的缘故，所以知道书法中变化的乐趣。在当时上海的书法家中，用笔变化最多的莫过于赵冷月。通过朋友的介绍，我有幸认识了已是名震上海的赵冷月先生，为人谦虚、温和、护幼是当时老先生的一贯优良座风。因为我家离他家不远，所以我常去请教。关于书法学习的问题我从陶先生那里学到很多。他针对我的绘画作品，建议我应学一些能落款的书法，他建议我学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当时他也热衷于颜真卿和米芾的书法。我每次去都看到他在临写颜米的字帖。卓越的大家往往不会以为要求学生如同自己一样，也不会要求一定要怎么做。而是针对问题对症下药，随即灵活的。他看到我写字过于用功，就提醒我别忘记自己的重点，应把精力放到画上。他喜欢我的画，还谦虚地向我索要过几幅，这在当时的圈内略有反响。他还在我临的富春山居图上题写了长款，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感动。

　　现在想起来，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能学习绘画、书法是多么的快乐！我们与老先生的接触是如此的亲切随和。我们似乎有一片自由的空间可以畅神、尽情的呼吸，那时的光景真的是让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