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和他的文学创作一脉相承

《沈从文的后半生》

　　沈从文，生于1902年，逝于1988年。“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不少人喜欢这样的说法，以此来加重对沈从文的崇仰和表达遗憾。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新近出版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却认为，这固然是个很大的遗憾，不过获奖与否并没有多么重要，重要的是，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到多远多深，“重新发现”沈从文的工作目前仍在继续。

　　近日在该书的发布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与张新颖一起，探讨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知识分子与时代潮流关系、知识分子独立性与使命感等方面的内容。张新颖表示，沈从文的独特“自我”让他在1949年后无法跟随时代，从而放弃文学创作；而孙郁则将其评价为“失败的英雄”。

　　1949年之后，沈从文迫于外在压力选择“改行”，放弃文学创作而转为文物研究。与此前众多沈从文传侧重1949年之前的不同，张新颖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不仅写了事实性的社会经历和遭遇，更写了在动荡年代里沈从文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但丰富、复杂、长时期的个人精神活动，却不能由推测、想象、虚构而来，必须见诸沈从文自己的表述，因此本书采用了沈从文留下的大量文字资料，尤其是他的书信，数量非常大，且具有连续性，这也是张新颖采用的基本素材。

　　孙郁认为，张新颖用理性、冷静克制的笔调，不虚夸，不炫耀，对沈从文后半生做了客观呈现。这可作为研究知识分子的标本，并让人提出“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跟着时代走”的疑问。

　　张新颖对此疑问的解答是，20世纪的社会环境变化巨大，知识分子和时代潮流之间的关系具有多样性。五四之后，多数现代文学家是在现代启蒙理论下，通过与过去决裂的方式拥有“自我”的，理论本身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动而变化，因而“自我”可以去调试；而沈从文的自我则来自“过去全部生命的积累”，这种不同于他人的独立性，让他在经历社会大转折时更易遭受痛苦，痛感也更加强烈，会“过不去”，甚至出现自杀等极端行为。

　　但是，沈从文虽然有无法跟随变化的时代走的一面，却比时代走得更久。他曾经远离潮流，而潮流过去之后，沈从文的东西反而能保留下来。正如张新颖在《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中写道的，“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离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

　　孙郁提出，沈从文的后半生虽然没有进行文学创作，但他仍处在“美的精神里面”，将文学审美延续在文物研究、鉴赏里面。

　　张新颖发现，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和他的文学创作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在关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在建国以后的文物研究，是传统的文物研究者不研究的东西。别人要么是研究文人感兴趣的东西，要么是研究庙堂文化的东西，而他的研究对象，是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东西，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工艺品，就是一个镜子、马鞍、丝绸这类跟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普通人制造的东西。他以前的文学关心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他的文物研究对象其实是延续了他的文学的兴趣。他看到一块布，一匹布，或者一个小盒子的那种赞叹和赞美，确实是和他的文学感受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汪曾祺曾经用“抒情考古学”来形容他的文物研究。

　　信息时报记者 陈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