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考古成就都是祖先给的

　　“汶川大地震那段时间，市民每天夜晚到博物馆园区避震，一大早又匆匆赶往工作岗位，我第一次感觉到，作为古蜀王都的金沙以母亲的胸怀给市民带来温馨和安宁，第一次感觉到远古离今天这么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童方

　　“我曾认为这份工作不会带来大喜大悲，也许穷其一生都不会邂逅想象中的那种美丽，但没有想到，30年的考古生涯，我一直在‘交好运’。也没有值得自我夸耀的本钱，成就都是祖先给的，先人的智慧远远超乎想象，还有更多的待解之谜等待着我。”

　　坐在本刊记者对面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成就辉煌的30年职业生涯给了他充分的自信。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金沙遗址、十二桥商代遗址、商业街船棺遗址、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水井街酒坊遗址、天府广场“巍巍大汉碑”、“镇水神兽”、老官山汉墓等等这些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的考古发现，都是在王毅的亲自参与和组织下完成的。

　　他带领他的团队，一次又一次见证奇迹，重建了从距今五千年到秦并巴蜀之前两千多年长江上游成都平原文明发展序列，为构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格局找到了关键证据。

　　然而，把时间倒推，让王毅去回忆最初这些伟大发现的动因，他却直言：“没有想到。”

　　“只要你坚持下去，

　　冥冥中与祖先有约”

　　“成都是不太可能出现类似北方那种考古大发现的，但是，小伙子，研究这个区域如何接受中原文明的进程和途径也很重要啊。”1984年，一位前来成都参加会议的全国知名专家，为了鼓励刚刚从四川大学考古系毕业分配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的王毅说了这样一段话。对于一个有满腔热情要挥洒的年轻人来说，这番语重心长的勉励无疑是一种打击。

　　对于多数考古人而言，要想有所作为似乎需要“看地吃饭”，需要祖先的创造能力可能给后人留下的工作环境。王毅坦言，大学毕业选择在成都从事考古工作并不值得羡慕。“那时候，对于成都考古的描述可以说是非常消极的。成都先秦时期文化落后、文明滞后几乎是定论。因此，考古人眼睛总是盯着‘考古胜地’陕西(西安)、河南(洛阳、郑州)等地，尽管居家生活比不上成都，但向往的考古成就必将如期而至。”

　　成都平原文明兴起晚的观点像一座大山压在王毅的心头。虽然他也曾一次次在成都平原开展对先秦时期遗址的调查发掘，但结果让人失望又无奈：遗址出土的都是陶器、石器和骨器，“一看就是茹毛饮血的时代，一看就是原始愚昧落后的状态”。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其他区域夏商周考古成果层出不穷，蔚为壮观。

　　1995年深秋，一个非常偶然的契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章华带队调查成都市新津县的宝墩古城遗址。通过对遗址高耸的黄土埂子进行解剖，确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墙，其真实的年代竟比传说年代要早两千多年。接下来，王毅带队一鼓作气在成都平原像收获地瓜一样找到了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崇州上元芒城、崇州紫竹古城、都江堰芒城、大邑高山和盐店古城。“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获评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此后，惊喜连连来到王毅身边：1999年国内首次对酒坊遗址的科学发掘(水井街酒坊遗址)、2000年古蜀开明王朝商业街大型船棺遗址的发掘、2001年新世纪中国第一项重大考古成果金沙遗址的发掘、2008年见证“扬一益二”的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发掘、2012年改写中国纺织史和医学史的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发掘……

　　“与老祖先的情感升华是一个充满煎熬、缓慢而神奇的过程，当你和发掘民工像翻书一样从地表往下一层一层触及清代到明代、宋代、唐代……乃至商代，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过程是极其枯燥、简单的重复，甚至多数属于失望。但是，只要你坚持下去，冥冥中与祖先有约，于是有了一次又一次美丽的邂逅。”王毅说。

　　“如果当时稍有犹豫，

　　命运之神真就擦肩而过了”

　　很多人都说王毅运气好，说他感觉特别好，如有神助，一个个考古大发现总是“黏着他”。王毅也总爱装神弄鬼，说有“绝技”、“军机不可外泄”。其实，认真说起来，王毅认为就是一个字——勤：脑勤、手勤、腿勤。持之以恒的追求和信念、善于研究和归纳、充满想象力、长期脚踏实地的努力，幸运之神就会降临。

　　“当1986年三星堆古城发现以后，人们除了一片惊愕之外，是不敢想象成都平原还会出现比三星堆更早的古城的。直到1995年，我和我的同事才下决心摸一摸传说是三国诸葛亮囤兵留下的城墙遗迹——龙马古城(也称孟获城)，这是由江章华教授首先确认年代的发现，其动因与我十年前去这个地点调查对其年代存疑有关。1984年我去这个遗址调查时，发现城墙被东汉砖室墓打破，说明城墙的使用年代比三国要早，尽管有无数专家去做过调查，但最终还是我们通过发掘确认了后来命名为‘宝墩古城’的重大发现。”王毅回忆起发现长江流域第二大城址——宝墩古城的过程时，仍然感慨不已。

　　2012年7月，轰动世界的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的发现最初也源于施工单位修地铁、挖下水管、凿开木板不断出水的线索。当初步确认为西汉墓葬时，王毅认为有必要在管线林立的道路下对埋藏墓葬进行发掘，这一想法得到了当时分管城建的市长大力支持。经过长达8个月的发掘，出土了西汉时期代表世界上最先进的织造机械——四部蜀锦织机模型，9部与扁鹊有关的书写在竹简上的医书以及大量漆器。本文

　　“当今天人们谈起这一填补世界纺织史和中华医学史研究空白的伟大发现时，可能不知道，如果当时稍有犹豫，命运之神真的就擦肩而过了。”王毅说。

　　“提着脑袋在耍”

　　上世纪80年代初，考古是一个冷门专业，当时最火的是外语和中文。当王毅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希望能延续对文学的酷爱。然而，大学法律系毕业、曾经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父亲却坚决不同意，认为其他专业都有风险，唯有考古是与古人打交道，少有风险。

　　“我那时候懵懵懂懂也就听进去了，想到经常可以遍访文物古迹也许有点意思。”于是考进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让王毅没想到的是，考古并非仅仅是游山玩水式的“遍访文物古迹”，更不是父亲所说的少有风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成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也是城市迅速膨胀和发展时期，成都这座古老的城市似乎瞬间旧貌换新颜：特色街坊被混凝土建筑取代，千年城市格局被打破，百年老桥被高架桥梁压垮……因为地下文物受法律保护需要进行文物勘探发掘，城市建设屡屡受到影响。

　　“我的考古事业变成了与城市建设剧烈冲突的‘绊脚石’，因为城建往往与老祖先正面对撞，‘古董’是不会说话的，考古人几乎就成了监护人，需要与形形色色的单位打交道，无论是政府还是承担建设项目的企业。我终于发现，自己选了一个最糟糕的专业，不仅不讨人喜欢，而且充满风险，那个时候收到言辞激烈的威胁信函乃至被跟踪都是经常的事。”王毅说。

　　王毅回忆说，这种冲突在2000年成都商业街船棺遗址和2001年金沙遗址的保护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古蜀开明王朝最重要的见证——商业街船棺遗址竟然是当时四川省委机关的建设项目，别人都说王毅是“提着脑袋在耍”。后来，由于众多专家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鼎力相助，遗址最终保护了下来。

　　尽管如此，王毅认为，在成都做考古是幸运的。除了“祖先”的帮忙，成都的文化氛围极大地支持了考古工作。地下哪里挖到了“宝”，会迅速成为市民的关注焦点，“老祖先”也很争气，借助考古人的手，经常突如其来出个“大家伙”，让人目瞪口呆。

　　“你没有想到的是，一大批成都建筑规划管理体系的公务员，在弄明白考古人在地下‘刨东西’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后，是他们与考古人携手创造了成都地下文物保护的‘成都模式’——即在地下文物分布密集区域进行建设要先期依法进行文物勘探和发掘，既保护了文物，又确保了建设的进行。当城市付出代价后，一代人觉醒并在努力维护‘老祖先’应有的尊严。”王毅说。

　　守住延续三千年的文化基因

　　“当重要文物发现后，摆在考古人面前的更大难题，是采取什么样的保护方式和技术。你会突然发现，当所有人都不公开反对你而是盯着你的时候，你是那样的孤独和无助。”王毅告诉本刊记者，这是他在金沙遗址发现时最为强烈的感受。本文

　　横空出世的考古发现可以让世人震撼，但到底与市民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如何让考古成果最大程度与普通民众共享？2001年以后，王毅带着这样的想法，将近十年精力全部放在金沙遗址博物馆、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上面。

　　他凭着对祖先的敬意，凭着对自己所学专业的自信，特别是曾经多次去国外考察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设施的经验和视野，在众多人的帮助和支持下，2007年4月，金沙遗址博物馆建成了。该馆占地456亩，周边2.5平方公里建筑限高，大跨度遗迹馆，高水平文物陈列馆……在不到5年时间里，该馆先后获评中国文物十大精品陈列奖、中国建筑设计大奖、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太阳神鸟金箔图案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金沙遗址博物馆每年观众上百万人，超过许多全免费博物馆的游客量。

　　“守住金沙就像守住了延续三千年的文化基因，现在回忆起来已模糊了建设过程中的无数酸甜苦辣，但有一个时间却刻骨铭心、终身难忘。那是汶川大地震当天，无数人到金沙遗址博物馆园区避震，金沙人在第一时间打开大门给市民提供便利。那段时间，市民每天夜晚到金沙，一大早又匆匆赶往工作岗位，我第一次感觉到，作为古蜀王都的金沙以母亲的胸怀给市民带来温馨和安宁，第一次感觉到远古离今天这么近，第一次感觉到一个博物馆与一座城市密不可分的关系。”王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