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作家的陈丹青,一直没有淡出过公众的视野。无论是出书,还是论事,无论他如何自嘲,陈丹青的文字依然充满了“存在感”。
2014年,陈丹青一连在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草草集》、《记忆的泥沼》、《无知的游历》这三本新作,同时也迎来了自己的花甲之期。他的心态有何变化?生活和工作的重点是否转移?本刊特编发如下访谈,读者可一探究竟。
文/张莹琦
谈新作:没有“命题”,我几乎就不写作
张莹琦:您曾自嘲,“写得太多,画得太少”,《草草集》序言中也写道,多数碎稿是应酬。这次暌违5年才出书,是有意减少写作、放慢写作吗?
陈丹青:我不是学者,并没一肚子学问憋着要说,只靠不同稿约才能写作。近年确实有意怠慢媒体,“减少写作”,可是美术界,或别的什么界,不断有人要我写点什么——逝者,师长,同辈,晚辈,甚至孩子——其中深交浅交都有,或并不认识,但家眷熟友辗转恳求。我婉拒了不少,凡接了的,零碎时间就被榨光了。
张莹琦:写作是您的爱好,您对写作也很认真,但书的篇章几乎是“命题作文”,是否感到疲倦?
陈丹青:倒没厌倦。前面说了,没有“命题”,我几乎就不写作。
张莹琦:《谈话的泥沼》是近年来您接受访谈的结集。您曾说,只接受书面采访。这可否看作是您对写作的一种认真态度——访谈,也含糊不得?
陈丹青:当面访谈,当场讲演,事后的记录常使我濒临发疯:七八成记者的语文太滥了——多半是中文系、新闻系硕士啊——我读着,觉得自己是个满口胡言的白痴。清洗记录稿,简直是苦役。而且不少记录稿根本没跟我打招呼就发表了,满篇废话。所以不如不见面,书面来一堆问题,敲打成篇,发去了事。
张莹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你有没有特别想谈或者不想谈的话题?为什么?
陈丹青:不让谈、不敢谈、以至不想谈的话题,多的是,“你懂的”。特别想谈的事,多半亦属不让、不敢、以至不想的一类——倒不是指所谓政治,而是真相与真话——剩下一点点,蛮想谈的:是本行的所谓艺术,但也不敢。我早发愿要写《次要的作品》,可是暗自思忖:学问太少啊。
张莹琦:您之前的书里面,有许多痛陈时弊的篇章,在新书里,这类针砭时弊的文章似乎减少了,有读者因此说,您的批判精神相比之前有所弱化,您怎么看?
陈丹青:没错,弱化了,本人会继续弱化;有那么几篇,删除了,我愿意删除。读者想让我早点闭嘴吗?
张莹琦:微博上有读者说,除了游记,新书多是旧文,新意不多,说您“读书少但想说的话太多”,把文章归到两本书,是否有拼凑的嫌疑?
陈丹青:没错,是拼凑。我的每本集子都是拼凑。将近十年不逛书店了:瞧见我历年的拼凑搁那儿,还走进去,难为情啊。
谈旅行:飞越大洋,换取昔年故国的片刻幻觉
张莹琦:《无知的游历》一书中,你选定在土耳其、俄罗斯、德国、匈牙利这4个国家旅行,是出于怎样的想法?旅途中,你会否不自觉地将所见所闻与国内作比较,并且思考?
陈丹青:没想法,是地理杂志给出的选择,我同意了。理由,序言中交代了。当然,出去后东张西望,不免想起“国内”。我告诉您,十年来,每次出国的潜意识都是为找回一星半点早先的中国记忆。您不能想象,中国有太多消失的景观、角落、氛围,只能在外国撞见——威尼斯小巷孩子们放学了,四散叫喊,奔回各自的家。我瞧着心痛,想起幼年时的上海。在欧亚随便哪个国家,老街区老宅子一片连一片,干干净净,小酒馆坐着天天光顾的老人,清晨的叫卖,向晚的市声,陌生人眼角笑过来,像是老朋友……
如今北上广算什么城市啊,以为那就是现代化;去农村,像样的村子、庄稼,在哪儿啊。说来荒谬:三十多年前我们渴望出国,望见摩天大楼心里就乱套;二十年前我们渴望回国,回来了,瞧个活鸡我就感动得一塌糊涂。可是从十年前开始,我得飞越大洋,借借欧洲日本千百年积垢般的人文景观、人文气息,换取昔年故国的片刻幻觉了。
张莹琦:您这四国的旅程,是否都循着历史文化古迹的路线行走?如果不是为了写文章,平时旅行也是如此吗?文章中对日常凡俗的人、景、事物着墨很少,为什么?
陈丹青:旅游时代,各国的历史景点印成千万份指南,早已是卖点,生怕你不知道,找不见。您瞧瞧巴黎圣母院、罗马斗兽场,伦敦皇家卫队换岗,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简直是肉块上爬满蚂蚁啊。
但我的所见所写和“平时旅游”一样,随时走神,随时瞥见景点之外的生趣。莫斯科红场,太有名了,我只写斯大林、列宁扮演者游走街头,招人合影;歌德与席勒在魏玛的并肩雕像,太有名了,我只写一对胖女孩并肩坐在雕像下。这不是“日常凡俗的人、景、事”么?
看来您在我文中刻意搜索有关“历史文化”的文字,这是那几篇游记的平庸处。我不爱读游记,即因十之有九大谈历史,大谈文化,弄得好比上大课——但我也不喜欢游记中大谈“日常凡俗”的鸡零狗碎。以后我该写得性感一点,更没意思一点。
张莹琦:旅途中,在文章之外,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印象深刻的见闻?
陈丹青:实话实说,文章外,顶“有意思”是寻看路中的美人。除了好色,姑妄以画家资格说一句:我喜欢辨识不同种族的好看,是怎样一种好看。不过色相在目,文字很难写。俄罗斯游记略微试了试,还是我接引的托尔斯泰那段写得好,虽然托翁笔下的中亚美人活在两百年前,根本看不见。
据说女子出游异国,私心也为男色,悄悄猎艳。六十年代有部电影叫做《夏日时光》,拍一位纽约白领独身丽人去威尼斯度假,闷骚着,巴望邂逅一位罗密欧,结果被有家室的男子勾上了,万般销魂一夜情——或许两三夜——之后,这位良家女子决意抽身。片尾是影史经典镜头:火车开动了,罗密欧飞奔追随,为了给女子递呈当地的一朵什么花。火车越开越快,当然,导演总会把握几毫米之差,使良人接花未遂,生生分离了。几次看到这一瞬,我就犯了傻逼,眼眶湿润了——那真是一流旅游片啊,片首片尾是威尼斯火车站,当中全是水都胜景,一道道亮给你看,还弄得你花痴。
谈小说:丧失兴味,只因当今好小说太少太少了
张莹琦:你曾说,出于难于申说的理由,中年后几乎丧失了阅读小说的兴味,反复阅读的只有俄罗斯文学,特别是《战争与和平》、《复活》等。能具体谈谈吗?比如它们对您写作或者画画的影响。
陈丹青:那是客气话,诸位听不出:丧失兴味,只因当今好小说太少太少了。另一问题,是你十几岁死心塌地读过的书,影响一辈子,说的难听,是偏食症,说的好听,是口味刁。但我读书并不为了绘画,只因喜欢,你掉进一部好作品,什么念头都没了。
小学时读到英国小说《流浪儿》,哭得直打嗝,后来读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之前所写的短篇集《顿河故事》,毛发直竖。14岁借到托尔斯泰长篇,根本忘了这是小说。你要知道,孩子看艺术,全部是当真的。日后我记住了故事与人物,同时,请注意:也一句一句记住了作者的笔法。童年记忆,等于下载,成年后复读,逐渐明白哪句是修辞,哪里是匠心——和理论完全无关,但和写作有关:多一字或少一句,段与段的排布,用词的分寸,还有,轻重与节奏,等等。
我不是在说旧俄小说的影响。但是好画,好书,处处教你知道什么叫做“好”。知道什么是“好”,也就知道了怎样便是“不好”——结果呢,弄得我如今不爱读小说。
再一个问题:出国后很快明白一浅一深两件事:前者,原来小时候读的全是译本。这还要说么?可是闭关锁国的荒谬之一,是小孩捧着译本,居然以为外国小说“就是这样的”。于是后者来了:自从稍微识得几句英文,猛然醒悟,译文不可靠,甚至不可信。我不喜雨果,《包法利夫人》也不很掉进去,现在想想,法语讲究修辞,哪里译得出真味?巴尔扎克与梅里美的好,也才大悟,那是傅雷译得妙,译得妙,其实是傅雷的中文好,真的巴尔扎克梅里美,可就另说了。海明威的简洁,到你果然会几句美国大白话,也才发现译得太雅,一来一去几句话,搁美国人嘴里,不是汉译那个劲儿。
这是足够沮丧的事。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汉译(我读过同一作品民国译者的译本,多达三四套)如此耐读?我无法回答。俄国式的写实主义(好啰嗦,又好在啰嗦)可能在转换语言、丧失语感后,仍有他骨架皮肉的好。
我的智力与观念,不断受益于二十世纪;但写作与绘画的趣味,难逃十九世纪。去美国后读了些欧美现代小说,精明洒脱,成熟透顶,十九世纪的小说叙事,显得过时了。但昆德拉、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写得再神,论伟大的憨厚,到底不敌十九世纪。昆德拉晚年几番谈到托尔斯泰,他心里明白,十九世纪的写手太可怕、太难超越。
谈自己:真的淡泊,别弄艺术
张莹琦:您说过,“每个人初出道的作品此后不可超越,我至今画不过我的初作。”那您会因此有失落感吗?现在画画的状态是怎样呢?
陈丹青:我比年轻时画得不知好多少,这才羡慕少年时。画画的心态则一点没变。画画,写作,不必心态,那是让你自动安静的勾当。
张莹琦:看自己25岁时的自画像,您形容,“装大人、扮成熟,脸上分明有野心。”现在再看您60岁时的自画像,有什么野心是已完成或者淡泊的?还有什么是未完成的、遗憾的?
陈丹青:半数野心其实是妄想,我从未停止妄想。一切艺术都是热情,都是痕迹。不要听信艺术家说自己淡泊。真的淡泊,别弄艺术。
张莹琦:您日常的一天一般怎样度过?最近忙些什么呢?
陈丹青:画画,写稿子。当事人很安静,旁观者很乏味。你去裁缝铺或厨房看看,就是我每天的样子。最近我在忙木心故居纪念馆的无数杂事。年初偷空画了六十岁的自画像。
张莹琦:您说过,“艺术家都是虚荣家”,在得到过名声、身份、拥趸过后,现在的您更看重的是什么?
陈丹青:看重什么?独自,安静,干活儿。从小一路到今,都是独自安静干活儿。给弄成有点名,又活在电子媒体时代,露脸两三回,网上又能搜看,好像天天人堆里混,其实我一年四季宅在家里、画室里,出差时也猫在宾馆,独自,安静,干活儿。
张莹琦: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您耳顺了吗?
陈丹青:惭愧,我不懂“耳顺”确指什么。“耳背”有可能。母亲六十岁后渐渐耳背了,我也难免吧,倘若我会作曲,有望接近贝多芬境界呢。
(原标题:陈丹青:六十岁的自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