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的社会管理与控制：甘博眼中的北平市府

　　顾铮   

　　一个名为“西德尼·甘博的中国之旅”的摄影展前不久在上海市档案馆开幕。展览照片来自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甘博摄影收藏。

　　作为社会学家，西德尼·戴维·甘博(Sidney D. Gamble，1890－1968)以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他是富家子，祖上开创了至今闻名全球的宝洁公司的基业，公司英文名字P＆G中的G，即是甘博(Gamble)之姓的第一个字母。不过甘博无意于生意而立志献身学术。自从1908年第一次随父母来中国后，他便迷上了中国。此后他又有三次中国之行，在中国从事中国社会研究，并且曾在燕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也参与过平民教育运动，展开过深入的华北农村调查。

　　甘博也是较早认识到摄影在社会调查中的作用的社会学家。在他身后，一共留下了近5000张在中国拍摄的照片。1986年，他女儿在家中阁楼里发现了保存状态完好的大量底片，于是寻找可以保存管理并可能研究这批摄影史料的合适机构。经过仔细斟酌考察，她选定杜克大学作为捐赠对象，使得这个摄影收藏最终落户该大学的图书馆。在捐出照片的同时，甘博女儿还提供100万美元供这批照片落户的图书馆来全面整理他的照片与底片。

　　甘博曾经出版过的《北京的社会调查》【陈愉秉等译，邢文军等译审，《北京的社会调查》(上、下)，中国书店，2010年】一书，至今仍然是一份了解民国北京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献。在甘博的书中，我们能够通过他的调查报告，发现当时的中国地方政府在展开社会管理实践时运用摄影的事例。比如，在有关卖淫活动与政府对于妓女的管理方面，甘博发现，“几乎所有报纸都对卖淫场所大做广告，广告收益丰厚。为了扩大知名度，妓女之间经常举行选美比赛，报社将报道这类活动的优胜者、‘吹捧的文章’连同妓女的照片一同出版。在北京的某些报纸上，妓女诱人的照片贴在所属妓院的旁边。还有报纸，以整版面刊登妓女的照片。这类广告在妓女照片旁用大字号注明妓女的姓名，并附上住址、电话号码，外加一段描述，例如‘她面如桃花，体如美玉’，‘她令人爱怜，美如皓月’，‘她是北京演员，生于冀州，原名李惠繁(译音)，17岁，尽管姿色稍逊，但擅长戏剧表演，朱先生爱之欲狂并寄给我们这张照片’，‘她即使不笑也很美’，‘她面如花，眉如月’，‘她来自上海，歌喉美妙’，等等。”(上，P270)他还注意到，“当铺也是妓女做广告的场所，当铺的墙上经常张贴着妓女的照片与地址。饭店和茶馆的桌子上也摆放着妓女名单，而且饭店和茶馆总是乐意随时用电话传唤那些妓女来为客人助兴。”(上，P270)在书中，他提供的报纸刊登的包括妓女照片在内的信息的版面，来自《新国民报》，而这些信息都被放在“余录”的版面上。(上，P268)

　　在他收集的政府管理妓女的条例中，有妓女在北平警察厅注册时要提交照片的要求。据他书中介绍，《妓院纳税条例》第九条规定：“新来妓女在警察厅注册后，必须向警察厅提供照片，并在照片上注明姓名、年龄、籍贯。一、二等妓女的照片必须6英寸，三、四等妓女的照片必须4英寸。”(下，P570)而在北平警方建造经营的改造妓女的“济良所”，在《北京“济良所”管理条例》第六部分“结婚”中，涉及照片的内容包括如下方面：“30.‘济良所’里的妇女，除不到结婚年龄的，都必须照相。相片连同其姓名和编号，挂在‘济良所’的相片陈列室里。31.若有男子想同‘济良所’里的女子结婚，他应首先去相片陈列室，挑选出他中意的妇女。然后把他选中的相片和编号交给经理，请经理发放入门证。然后，该男子被引到秘书办公室，再被领到接待室。女监督将被选中的女子领到接待室，这样男女双方便有机会商谈婚姻大事。”(下，P575)在双方同意后，男子还必须向警方提出申请，“申请表连同该男子的两张4英寸照片，要上交警察厅办理官方手续”。然后，条例33条要求：“33.警察厅在接到申请后，抄制一份，并保存两张照片。”(下，P575)此后，警察厅要对该男子进行调查，防止借结婚之名从事人口倒卖活动。(下，P575)可以看出，当时的这套管理程度还是非常严密的。

　　上面摘录的有关摄影的记载，当是一个认识到了摄影在社会控制与管理时的作用的社会学家才会有的举措。美国学者史景迁教授在评说甘博的中国摄影时说：“甘博的照片在质量、想象力、技术水平和多样性方面均超出了仅仅作为记录中国人生活或风景的那些照片的水平，人们把他置于那为数不多的被挑选出来的优秀摄影师的行列中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优秀的摄影师准确地使用自己的照相机捕捉到某个瞬间即逝的表情、姿势或一连串并列的因素，他们不只是表现自己，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的是整个的时代或文化。”(史景迁，夏晓霞等译，《甘博在中国》，《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P64)证之于甘博的工作，史景迁的评价是允当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