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庆晖
展览名称:含泪画下去——司徒乔世界的爱与恨
展览时间:2014.8.5-2014.9.10
展览地点:中央美院美术馆
1926年,燕京大学神学院毕业的司徒乔,选择绘画作为自己的人生道路时这样写道:“含泪画下去啊,蠢人!在艺术的牢狱里度过你的一生。”
他不愿钻在空中楼阁里恬静地呼吸,而愿睁大眼睛、额筋爆凸、大汗淋漓地跑到泥土和灵魂中大口地喘气。他画北京的黄埃和穷人,画南洋的流霞和彩羽;他画抗日救亡的《放下你的鞭子》,画受灾五省的义民和父女;他到新疆“猎画”,打开一片多彩的天地;他曾为新文化出版物设计书衣,“狂飙风格”令藏书家宝爱不已。在他身上充满渐被遗忘的热血和传奇,留下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和画迹。
他直面普通民众生活的态度,想尽办法、尽其所能地下力接近灵魂深处的线色和形体,赢得了鲁迅、郭沫若等五四新文艺战士的支持和赞誉;他在实践中百折不挠艰苦获得的自家技术和风骨,也为吴作人、吕斯百等科班留学生推崇不已。当然,也有个别质疑他反映生活的手段和能力并提出苛刻批评的声音萦绕耳际。
现在,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时空距离,观看司徒乔的艺术实践并思考过往对他实践的艺术臧否。其实,单纯地为司徒乔点赞或拉黑了无意趣,重要的是理解司徒乔或者以司徒乔为代表的这一代人,在上个世纪的艺术选择和努力的社会价值和美术史意义,而这就必须把他们放到他们所生活的特定时代中——那个以救亡图存为重任的、20世纪上半叶的苦难的中国社会实际。脱离或者熟视无睹这个实际的现实而复杂的需要,仅从艺术本身要求或批评,显然不合时宜。在一个苦难深重、沧桑巨变的时代,艺术家的自觉态度其实是一个比艺术本身更艺术的问题。对于艺术家如何担当地、艺术地、深刻地揭示生活以及涌流在生活中的精神所向,司徒乔是一位先驱。他的成绩、贡献以及这样那样的不足,也都是因为他是一位先驱。
这里辑录的若干评论,皆为司徒乔的同代人所发。自20世纪20年代始,至80年代,历时约60年。既为评论,就见仁见智,有臧有否,有主流看法与独持偏见之别。所谓历史真实,原本如此。
◆焦菊隐(1905-1975年)《司徒乔的画》(1926年):
司徒觉得人生的快乐不在快乐而在痛苦,他就留心到苦的人生之现象。自然他心中有许多苦闷,也都借他的画表现出来。他每每挟了画板到贫民窟去,到乡村的尘灰中去,就是在家,他也邀两三个乞丐,帮忙他组成苦的表现。那些花钱雇模特儿,兢兢业业地只求表现曲线美的画家,我不敢判定其成绩,但至少其作画的态度没有司徒的伟大吧。
◆鲁迅(1881-1936年)《看司徒乔君的画》(1927年):
这回我发见了作者对于北方的景物——人们和天然苦斗而成的景物——又加以争斗,他有时将他自己所固有的明丽,照破黄埃。至少,是使我觉得有“欢喜”(Joy)的萌芽,如肋下的矛伤,尽管流血,而荆冠上却有天使——照他自己所说——的嘴唇。无论如何,这是胜利。
后来所作的爽朗的江浙风景,热烈的广东风景,倒是作者的本色。和北方风景相对照,可以知道他挥写之际,盖谂熟而高兴,如逢久别的故人。但我却爱看黄埃,因为由此可见这抱着明丽之心的作者,怎样为人和天然的苦斗的古战场所惊,而自己也参加了战斗。
◆徐悲鸿(1895-1953年)《徐悲鸿先生批评说》(1928年):
司徒先生感觉色调为中国当代最敏之人,又有灵动之笔,供其纵横驰骋,益以坚卓。特别对于人体,倘再加用功,便可追踪意人Etoretito。
◆傅雷(1908-1966年)《没有灾情的“灾情画”》(1946年)
这儿谈不到持论过苛或标准太高的问题。既是灾情画,既非纯艺术,牵不上易起争辩的理论。观众所要求的不过是作者所宣传的。你我走进一个灾情画展预备看到些赤裸裸活生生的苦难,须备受一番thrill的洗礼,总不能说期望过奢,要求太高吧?然而司徒先生似乎跟大家开玩笑:他报告的灾情全部都在文字上,在他零零星星旅行印象式的说明上。倘使有人在画面上能够寻出一张饥饿的脸,指出一些刻画灾难的线条,我敢打赌他不是画坛上的哥伦布,定是如来转世。因为在我佛的眼中,一切有情才都是身遭万劫的生灵。至于我们凡人,却不能因为一组毫无表情的脸庞上写了灾民二字,便承认他们是灾民。正如下关的打手,我们不承认是“苏北难民”一样。
……
又有人说:司徒先生此次的作品是三个月内赶成的,应该原谅他。他根本离开了绘画,扯到故事的态度和责任问题上去了。好,我们从以画论画再退一步,来就事论事吧。三个月的时间仅足一个摄影记者去灾区旅行一次,带回几卷软片。要一个画家去画这么一大批作品本是荒唐的提议,而画家的接受更是荒唐。这证明他比不懂艺术的委托者更轻视他的艺术,并且证明他缺乏做事的责任心。明知做不了的事,为什么要做?难道一个工程师会答应在几个月之内重造钱塘江大桥吗?难道一个医生会答应在几分钟之内完成一个大手术吗?倘说作者是为了难民而特意牺牲自己牺牲艺术,那么至少要使难民受益;可是把这些毫无表情的灾情画远渡重洋送到美国去展览,其效果还远不如把报上的灾情通讯摘要移译送登美国刊物。由此足见真正的被牺牲者还是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