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摇摆中的力量

蔡国强

　　本报记者 曹俊杰    特约摄影 王 寅

　　在艺术家蔡国强8月9日在上海的个展《九级浪》开幕前一天，蔡国强必须完成自己展览的最后一部作品：他要在黄埔江上把成千的焰火送上天。

　　然而，点火器却并不在蔡国强的口袋里。自昆山“8·2”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发生后，政府部门对于火药的监管突然严厉起来，即使是在原定爆破时间的前两天，来自上海市公安部门的爆破批文依然没有下放。

　　在岸边勘察地形和光线的蔡国强，有些懊丧。蔡国强有不少游说的资本，在今年5月澳大利亚昆士兰刚结束的个展《归去来兮》上，当地统计这一展览已经为当地经济带来了1451万美元的增长，带来了12万人次的游客。即便是在纽约“9·11”之后，蔡国强也说动当地政府让他在曼哈顿东河上空带来焰火的移动彩虹。

　　“艺术的冲突和矛盾，也是它的魅力，爆炸可以杀人，可以用于战争，但也可以变成艺术。”蔡国强说道。好在，批文终于在最后一刻传到了蔡国强的手上。

　　“你期待空中黑色的焰火吗？”蔡国强俯身问一个小孩。男孩狡黠地笑笑，没有回应。

　　用焰火进行叙事

　　《21世纪》：这次焰火是定于下午5点在黄浦江上燃放，这和以往在夜晚放的焰火有什么不同体验？

　　蔡国强：白天跟晚上不一样。晚上是靠夜空里的光，光来自于气块。白天烟会散，散的时候就像水彩画一样的风景。而且白天能看得到环境，晚上要不是特别的环境，比如鸟巢，都不知道是哪里，噼里啪啦，没有牵扯出城市，带出真实的生活感。晚上的烟花，看起来比较乌托邦，城市的现实不清楚。白天，这样的现实就会存在城市的上空。

　　《21世纪》：之前你曾在巴黎塞纳河上用焰火来描述巴黎的浪漫，这次想用焰火在上海传递什么讯息？

　　蔡国强：这次主题关于自然和生态，传递一种伤感的情绪。整个焰火活动，叫《无题》，第一章节，叫挽歌；第二章节叫追忆，第三章节叫慰藉。第一章是以黑白为主，但最后是杂草丛生，芳草碧连天，很荒芜的感觉。到了第二章，就会用很多彩色的烟花，跟故乡的对话，有亲情、友情啊，比较柔和的一段。第三章节，用很多空中的烟带，尤其是最后，有1000多个黄色烟带在空中，虽然有点伤感，但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温馨的感觉。总体上是比较诗意地对自然的情感色彩表演。

　　《21世纪》：以往的爆破都是具有力量和轰动性的视觉的，这次用白色、黄色、黑色的焰火，是中国人传统里一种寄托哀思的颜色，为何有这样的设计？

　　蔡国强：这是我这几年来在设计爆破上有一点叙事性，确实有一点转变。花花草草的比较多。不像以前那么强烈，比如在地球上炸出黑洞，表达宇宙概念。主要是到了这个年龄，很多人生的感觉多起来了。随着年龄增大，父母亲变老，父亲生病很长时间了，2010年到现在都在躺床，慢慢的这人生、体会、层次会丰富和敏感。我这人就是这样，感觉到什么就做什么。我多怕晚上有来自家乡的电话，怕出大事，我几次紧急回到家乡，好在父亲在急救室里转危为安。艺术某种情况下就应该反映艺术家当下的真实，不要总沉浸在过去。但其实也是难度，这个怎么表达出来。

　　《21世纪》：如今的艺术成为一种产业和系统，你对此持有一种警觉的态度？ 

　　蔡国强：不要把自己放在外面说别人的缺点，我自己也是艺术家，但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警觉。现代艺术的特点，从达达主义的时代，有一大堆怪异的表现，它们的目标、出发点，所有的前卫艺术，都是想回到大众，艺术不要跑在象牙塔里面，不是光贵族在玩的游戏。包括康定斯基的包豪斯，都是在艺术的纯粹和大众间的寻找。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慢慢的，艺术变成了一种产业和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帮助这个城市带来收入。这个也是对社会的贡献，但是它的落点同时也让城市大兴土木，做美术馆、双年展，变成了文化产业。现代艺术也创造了一批搞大展览的艺术家，包括我自己也是。参加各种双年展，光威尼斯双年展我就参加了五六次。

　　“艺术家在今天社会里的摇摆，有一种真实的反应和力量”

　　《21世纪》：你觉得今天的艺术创作太四平八稳，成为系统里的产物，追求商业价值，不好玩？

　　蔡国强：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现代艺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带动了现代艺术走向了大型装置或者引人注意的事件。因为信息太多，交通很方便。所以要求艺术家的亮点比以前大，在一个双年展里，有几千个艺术家和几千个作品。它的文化特点，不光是艺术，都属于夺人眼球的一个时代。但也应该注意到，创造艺术的本质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底线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答案，但有时候又觉得很模糊。

　　《21世纪》：也有人评价你的创作方式是过于商业化的炒作自己？

　　蔡国强：我自己有时也会泄气。用艺术来赚钱，不是我的目标。主要问题不是我商业化，是我大量把艺术放在人民群众里，去创意，跟这么多人发生关系，它本身是一个危象。我就像一个钟摆，有时候感到太大众化，做得多了，也要追求纯粹性的东西。艺术发展到跟民众大量关系，大众性，有危机，也是生机勃勃和魅力的。这就是我兴趣和积极在做的动力。并不只是享受，也有挫折感。不管是哪边，还是要把活做好。

　　《21世纪》：你在作品里也有消解权力的暗示？

　　蔡国强：当然会有，但是我不会扛着大旗。通过一个艺术家的矛盾和摇摆，但他和千千万万公务员和知识分子，去说要表达的话，又做了很多改良。可是它是真实的。我不是一个英雄，也不想指点江山。其实我和很多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制度里，有一个挣扎的状态，但是我们的触摸和感知，永不放弃的傻瓜状态，它就是真实的，就有一种力量。艺术家在今天社会里的摇摆，有一种真实的反应和力量。安心去真实地做，我总是为自己这么辩解。

　　《21世纪》：很多艺术家都在为想成为艺术史的一部分而努力，你希望今后别人在评价你的时候是怎样的？    

　　蔡国强：在泰特当代艺术博物馆，有一面墙，是20世纪艺术路线图，我和我这个时代的人都放在最后面，属于1990年代的艺术家。不是说我很想成为艺术史才去努力的。你就是拿艺术史在玩的，没有存在艺术史这样的思考。我心中没有抱负，这个棋只是给自己下。没有办法预知未来什么样。有时候碰到国外的美术馆馆长，他们说，你把国家当作品做，但我觉得说大了。中国文化是我多元文化里的一种，很重要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