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方人定与黄般若：革新与国粹的思想碰撞

　　纵观广东现代美术史，“方黄之争”的深远影响无法忽视。这场论争以两位主角的姓氏命名：方人定(1901-1975)和黄般若(1901-1968)。这两位生于同年的画人，分别代表两个有着迥然不同艺术主张的群体——折衷画派和广东国画研究会，他们也各自走出了两条不同的艺术道路。他们曾经针锋相对，各执己见，在报端隔空论战，并逐渐演化为“传统出新”与“折衷中西”两种绘画理念的激烈碰撞，论战双方发表的精辟论述，也促成了两派艺术主张的交融，为中国美术史带来深远的启发意义。

　　尽管如此，方人定和黄般若事后都抛弃前嫌，共赴国难。“艺术上不要有门户之见”，更成为他们的一致主张。他们的艺术风格，也因论战的激荡而展现出崭新的面貌：方人定决意东渡留学，研习西洋人体技法，走出了一条与老师高剑父截然不同的人物画道路；黄般若晚年则凭借精深的传统笔墨、丰富的阅历与悟性，创作出一大批具有现代气息的水墨山水作品。方人定与黄般若，已不仅是这场历史性对峙的缩影，也将作为国画现代化的里程碑永载史册。

　　回首80多年前那场充满火药味的论争，“方黄之争”虽为20世纪广东、乃至中国画坛的一桩著名公案，却让今天不少读者感到陌生。论战的议题既非私人恩怨，也超越了派系之争。他们对传统国画与民族文化何去何从的反思，在中国艺术史和文化史上引起深远的回响。

　　20世纪初，因痛感中国画末流因循凋敝的状况，不少有志青年都将目光投往西方，以写实主义对国画进行改革。其中，以“二高一陈”为代表的“折衷派”，更高扬“国画革命”大旗，活跃于艺术舞台。高剑父更在春睡画院设帐授徒，培养新生力量。然而，与此同时，一股全盘否定民族传统的虚无主义之风，也迅速席卷全国。为挽救日益沦亡的国粹，重振国画雄风，潘至中、赵浩公、黄般若等主张捍卫传统的画人在1923年组织了“癸亥合作社”，两年后扩充为“广东国画研究会”，潘达微、李凤公、李研山等纷纷加入。该会声势浩大，组织完备，就连远在外省的著名画家黄宾虹也加入为其会员。

　　由于艺术观念不同，传统派与“折衷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传统派认为应传承传统笔墨，“折衷派”则主张“折衷中西”改造国画。早在1921年“广东省第一次美术展览会”前，双方观念已产生严重分歧。而被国民政府高价购买的“二高一陈”作品被传统派认为是“抄袭日本画”，引起舆论哗然。后来，高剑父授意方人定撰写《新国画与旧国画》刊于报端，指责传统派因循守旧。黄般若随即在潘达微的授意下，撰写了《新派画就是中国的衣冠吗？》一文，指出这些“新派画”其实是“抄袭日本画”，否定他们的作品是“中华民国的衣冠”。

　　论战一触即发，两大阵营各执己见，攻讦不休：法政学校出身的方人定，痛陈文人画消遣戏笔之弊害；有深厚传统造诣的黄般若深谙画史画论，直言脱离心性必致艺术陷于死亡。“折衷派”疾呼“国画革命”，传统派力主“民族特性”。黄般若还搜罗不少日本画家的作品图片，与“二高一陈”的作品并列刊于报上，令“折衷派几无反击余地”。

　　不过，你来我往之间，双方争论的焦点也从“抄袭日本画”逐渐转移到新旧派的关系、艺术的雅俗标准、国画应否改革与如何改革、传统文化如何传承等问题上，大大拓宽了国人艺术视野深度与广度，为岭南画坛创造了开放、多元的现代格局，也为中国美术现代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有趣的是，隔空论战的两位主笔，竟一直素未谋面。直到1938年，在香港抗战画展期间，方人定才与黄般若不期而遇，“相逢一笑泯恩仇”。两人惺惺相惜，握手言欢，开创了各自的艺术道路，共同为历史翻开一页新的篇章。

　　(原标题：“革新”与“国粹”的思想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