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荣：鲁迅的气质与珂勒惠支相契

王锡荣：鲁迅的气质与珂勒惠支相契 　　珂勒惠支木版画作品《志愿军》（《战争》组画第二幅，作于1921年，最晚完成于1922年年初，350×496毫米） 珂勒惠支版画自画像 力群1936年创作的版画鲁迅肖像 在上海中华艺术宫举办的“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德国绘画大师珂勒惠支作品展”现场

　　徐佳和   

　　影响中国艺术界尤其是木刻艺术颇深的德国艺术家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这些天在中华艺术宫对外展出——“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德国绘画大师珂勒惠支作品展”上展出珂勒惠支作品40余幅，这位德国女艺术家对中国文化艺术界所产生的影响自从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引进以来就从未停止。

　　这一展览是中华艺术宫与德国路德维希博物馆等联合策划推出“同行——2014美术馆联合展”的一部分，而其中心则是对表现主义的呈现。表现主义绘画是20世纪初流行于北欧国家的艺术潮流，强调艺术家的主观感受，导致对客观的变形、夸张。展览还包括“通变涵远——20世纪中国美术中的10个样本”、“狂野的心——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展”、“琳琅满天——20世纪下半叶意大利表现性艺术展”等艺术展。

　　珂勒惠支在中国的名声之大与鲁迅无疑有着巨大关系。1930年代，在上海这座城市，鲁迅第一次把珂勒惠支的版画介绍到中国来。

　　1992年，上海曾经举办过一次珂勒惠支作品展，在那次展览上展出了这位德国女艺术家的80多件作品包括木刻、石版及铜版画。

　　时隔20余年，珂勒惠支作品再度出现在上海，出现在中华艺术宫的大型展览“同行——2014年美术馆联展”上。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因为鲁迅的大力推介，不少中国进步木刻青年，无论是创作思想或是表现技法，都受到过珂勒惠支的影响。那时上海的进步美术青年，在政治上随时随地会遭到迫害，承受着政治上、创作上和生活上的多重压迫，他们以刻刀为武器不断创作，使得新兴木刻版画成为了中国木刻中第一次真正吸收了西方风格的版画形式，从而改变了中国木刻版画历史的进程，正如鲁迅所说：“中国木刻图画， 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新木刻，却和历史不相干。”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专访了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纪念馆内依然完好保存着几本鲁迅生命中最后编著的版画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轻轻翻过一页，扉页上印着一行小字：“有人翻印，功德无量”。

　　艺术评论：为什么鲁迅会在他的时代里，特别推崇木刻艺术？

　　王锡荣：鲁迅的艺术修养很深，从小就会在描红簿上印人物绣像，《水浒传》等等画了很多整本，多为白描，还出售给富裕的同学。他对艺术有修养也有爱好，这是基础。后来鲁迅到教育部，分管美术、图书馆、博物馆，全国儿童美术展览他是第一个发起人，中国美术史上有他一笔。鲁迅空闲时候也画画，北京大学的校徽就是鲁迅设计的，当时的国徽也是他和其他三人设计的，要知道国徽的设计相当复杂。美术是他的积累、造诣，也是他的修养。在1925年前后，开始编刊物《莽原》、《未名》，都要用到插图，自己写作的书也需要插图，插图中许多都是版画、木刻画。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就非常留心国外美术作品，大量的画册、书，很多插图就是版画形式，当然，这些版画中有铜版，石版，但更多的是木版。鲁迅到了上海，1928年成立朝花社，侧重介绍国外艺术作品，尤其注重版画。从充作书的插图，逐渐注意到了木刻版画，然后他又组织了团体，专门介绍推广木刻版画，新兴木刻由此而生。

　　当然中国古代也有木刻版画，新旧的区别在于画家与版画制作者是否同一个人。中国古代版画至少分三个环节制作，画家只管画，做版画的人管刻，再印。国外的版画是画家与刻者印者是一体的。中西方版画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操作过程其实不一样。所以，西方版画形式再度引入中国，便称其为新兴版画，也是新概念版画。鲁迅觉得版画有前途，在书里做插图形象生动，有味道，与书的内容合在一起看，也更能帮助读者理解作品，有种阅读的愉悦感。青年艺术家不富裕，画油画常规需要几个月，颜料画布，成本太大，而木刻则无须什么成本，当时印刷也不像现在那样程序繁多，就是一个拓，比较原始，简便，成本低，速度快。时代条件局限下，不富裕的艺术青年多，杂志十天半月就要出版一期，于是，速成的版画是个好方法。

　　还有个重要因素，当时的社会发展非常快，社会运动要跟上时代潮流，所以版画尺寸都很小，不能超出书的尺寸，否则还需要翻印缩小比较复杂。鲁迅在此感到时代急剧变化，需要有力量的，有生命力有冲击力的作品，与文字相配合，一起出现，会效果特别好，形式的喜闻乐见带来传播的速度增快。

　　所以在上海，1928年秋，成立朝花社，1929年开始推广版画，印刷并出版版画，从1930年开始鲁迅自己办展览，1931年举办了木刻讲习班，这个讲习班现在就列为中国新兴版画的发起之源。

　　艺术评论：鲁迅收藏珂勒惠支第一幅版画的契机是什么？

　　王锡荣：1930年，鲁迅收藏珂勒惠支的作品其实是偶然，鲁迅当时有两个学生在欧洲留学，就委托他们收集欧洲的版画和其他美术作品，包括许多画册。鲁迅在1930年买书买得最厉害的时候，其中就有许多欧洲的美术作品，有印刷品，也有单片，于是他发现了彼时的珂勒惠支。他托学生买她的作品，但是学生还是寄过来了印刷品，此时恰好因为左联的活动，鲁迅有机会与史沫特莱接触频繁，便知晓史沫特莱和珂勒惠支是好友，就直接通过史沫特莱购买珂勒惠支的作品，10马克一幅，第一次买了12件原作，120马克，合100块大洋。第二次买了10件，114块大洋。在当时已经不便宜了。据说珂勒惠支的作品质量好的都是手工印，但是手工印刷到50版以上线条就不清晰了，因为木质材料的特性，多磨边角便会磨圆，钝掉，原来需要的棱角和尖锐的线条就体现不出来。于是鲁迅提倡手工的木刻版画，不要超过50件。但他不赞成机器印刷，原汁原味保存。

　　艺术评论：1930年代，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有过几次在中国的展出？都是鲁迅提供的展品吗？

　　王锡荣：鲁迅的整个气质和精神与珂勒惠支很吻合。鲁迅办展览的时候注重内容，关注艺术本身的质量内涵，注重对社会的推进作用，这是他最高的目标。“我从外国借得火来，目的是要煮自己的肉”，改变社会，对社会有益，这是他的思想。欧洲有许多刚健质朴的作品，尤其东欧北欧，鲁迅觉得正是中国需要的，所以他对德国非常关注，他没想到珂勒惠支的东西如此有力，对其推崇备至，积极购买收藏，还要办展览。到1932年，德国第三国际的代表人汉堡嘉夫人出面主持在其书店里举行珂勒惠支作品展，展品由鲁迅提供。珂勒惠支的作品最初总是7幅一组，那次展出的作品名称为《职工一揆》(揆：发动，举动，拿起来)，取这个生僻字眼也是因为当时的局势不得不隐晦自己的意思。1933年10月14日第二次外国木刻展览，又展出了珂勒惠支版画。

　　艺术评论：国内很多出版物中记载有鲁迅与珂勒惠支之间的书信交往，德国方面有吗？

　　王锡荣：1931年，鲁迅在上海举办木刻讲习会，这是我国第一个创作木刻技法讲习会。据当时参加讲习会的江丰回忆，鲁迅先生曾对学员们说，由于《农民战争》这套组画特别感动他，因此萌生了写信请珂勒惠支创作以中国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为主题的版画，由于鲁迅无法用德语写作，便通过史沫特莱写信请珂勒惠支创作，但未成。

　　鲁迅提倡作家要写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的作品，一个德国女艺术家，与相隔万里的中国生活，还是隔膜很深。另有鲁迅的学生回忆，鲁迅曾经说自己写信给珂勒惠支，请她以左联五烈士的牺牲为主题进行创作。但是珂勒惠支回信说自己不熟悉中国，所以也谢绝了。

　　根据一份国外的资料显示，珂勒惠支之所以两次都拒绝，是因为当时她自己所处的环境所致：德国希特勒已经上台，珂勒惠支因为倾向左翼倾向共产党受到了压迫，她被解除了一切职务。自此，她以沉默为抗议，在这种高压态势下，她必然谨言慎行，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这些都是鲁迅学生的回忆，但即使在史沫特莱的回忆录里也没有提到与鲁迅通信的事。前两年我曾经拜访德国的珂勒惠支美术馆，他们的资料里也没有提到与鲁迅通信。

　　艺术评论：在德国的珂勒惠支美术馆里，他们是否提到这位艺术家对于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

　　王锡荣：德国的珂勒惠支美术馆知晓中国对珂勒惠支的评价很高，也知道鲁迅对珂勒惠支在中国的推广。在德国本土，珂勒惠支的地位很高，战争纪念馆里还用她的作品取代了原先的作品，矗立在大厅中央，如果为艺术而艺术，她是无法进入其中的。

　　首先是艺术的衡量，而不是政治概念，不是因为你的政治正确就进入了美术馆，首先她是个艺术家，她的艺术的深度就在于深刻地反映了社会，有时代性。1928年珂勒惠支成为普鲁士艺术委员会的委员。在1979年，她的作品就曾经以欧洲艺术作品的身份，在北京展出过。鲁迅收藏的珂勒惠支作品很多藏于北京的鲁迅纪念馆。

　　艺术评论：《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是鲁迅生前亲自编选的最后一本版画集，前后经年，鲁迅为什么那么看重这本版画集？

　　王锡荣：1937年7月出版的珂勒惠支的版画集，收集了21幅版画，其中石版画7幅、铜版画14幅。此外，在《序》中还附有3幅黑白木刻。鲁迅生前请史沫特莱写了序，请茅盾翻译。之前原打算请珂勒惠支自己写，后来珂勒惠支没有答应。在这本版画集里，鲁迅亲自写了每幅画的注解。这书出版只印刷了103本，中国国内只有33本，30本在欧洲出售，其余在日本出售，书都有编号，现在已很难觅到这个珍贵的版本。鲁迅希望能够有人翻印此书，传播广泛，他在画册扉页上印着：“有人翻印，功德无量”。

　　艺术评论：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说，珂勒惠支重要吗？

　　王锡荣：德国人其实也挺浪漫的，19世纪文学中就有德国人的浪漫派，鲁迅是感到珂勒惠支的作品中有一种力量和渗透力，中国需要这样的作品来唤起民众麻木的神经，笔触与线条都能够启发人和打动人。她本身就有非常高超的艺术手段。不是社会政治史、深刻的社会意义使她的作品更富有广大的影响力，而是艺术上成功独创、有新意，独具一格，有现代派的新意，又不脱离现实使她伟大，尤其她是女性，作品中表现出超乎女性，甚至超乎男性的力度的东西。鲁迅的整个气质和精神与珂勒惠支很吻合。

　　艺术评论：珂勒惠支的创作与中国有无更近的关系？

　　王锡荣：珂勒惠支曾经利用奖金去了趟意大利，尽管赞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但是她仍然认为，与自己的创作距离太远。

　　1931年，2月7日，柔石、李伟森、胡也频、殷夫、冯铿等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这一暴行立即引起了世界进步文化人士的强烈抗议，而珂勒惠支正是在全世界进步文艺家联合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左联五个青年作家的抗议书上签名的一位。

　　鲁迅特意从上海德国书店购得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刊登在正要创刊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上，以示对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的纪念。■

　　珂勒惠支与其对中国的影响

　　凯绥·珂勒惠支1867年7月8日生于柯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1945年4月22日卒于德累斯顿。早年在慕尼黑女子美术学校受教育时，就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她的早期作品《织工反抗》、《起义》和《死神与妇女》、《李卜克内西》、《战争》(组画)等，以尖锐的形式把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和勇于斗争的精神传达出来。1927年应邀访问苏联回国后创作了石版画《游行示威》、《团结就是力量》、《母与子》等。1933年希特勒上台，她虽然受到迫害，仍坚持作画。

　　她一生饱受战争带来的伤害，儿子和孙子先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死。在1943年她的住宅被炸毁，她离开柏林搬到德累斯顿的一个小镇居住并于1945年在那里逝世，而在临去世她依然没有看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刻。

　　珂勒惠支今天广为我们所知，更是因为她与中国的渊源。她的美学思想在中国被重新点燃——1931年鲁迅为了纪念柔石，第一次把其作品《牺牲》发表在当时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上，这是珂勒惠支作品第一次在中国大众面前出现。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不少中国进步木刻青年，无论是创作思想或是表现技法，都受到过珂勒惠支的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当时产生与发展于上海的中国新兴木刻版画，那时的上海，进步的美术青年，在政治上随时随地会遭到迫害，在创作上又受着资产阶级艺术的冲击。承受着政治上、创作上和生活上的多重压迫，处境虽然困难，但他们在以珂勒惠支为代表的艺术精神和艺术风格的指引与影响下坚持奋斗，以刻刀为武器不断创作，不断开展进步木刻运动，使得中国新兴木刻版画第一次真正地吸收了西方的风格，从而改变了中国木刻版画历史的进程，正如鲁迅所说：“中国木刻图画， 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新木刻，却和历史不相干。”在这一重大的变革中，直接最先深受其风格影响的是身处上海这个中国新兴木刻的发源地与最前沿的版画家们，他们是：陈铁耕、胡一川、黄新波、力群、江丰、陈烟桥、王琦、刘岘、杨可扬、朱宣咸、马达、郑野夫、李桦、荒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