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访蔡国强：谈艺术与争议

《九级浪》在外滩前的黄浦江上驶过，上海，2014年。

　　作者：罗天

　　一艘载着99只奄奄一息的仿真动物的大船静静停靠在黄浦江畔，这是中国艺术家蔡国强的最新个展《蔡国强：九级浪》中的同名装置作品。蔡国强解释道，“九级浪”是最危险，最高的浪潮，以此命名这个诺亚方舟般的作品和整个展览，表达生态问题的严重性。然而，8月8日展览开幕当天，蔡国强在黄浦江上为开幕所做的白天焰火作品，也引起了舆论的“九级浪”。

　　8月8日下午5点左右，黄浦江上的一艘船上，蔡国强启动了他的焰火作品《无题：为“蔡国强：九级浪”开幕所作的白天焰火项目》。作品分为《挽歌》、《追忆》和《慰藉》三部分，不同颜色的色粉随着烟火升空爆炸，给当天阴霾的黄浦江上空留下了浓重的色彩。蔡国强介绍，希望用白天焰火的形式传递伤感的气氛，表达对严峻环境问题的思索。

　　然而这个意图思考环境问题的艺术作品却引发了污染环境的抗议。根据蔡国强介绍，这次焰火作品通过了上海各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但上海市政府网站此前并未给出明确的通知，只在3天之后发布了一条关于展览的消息。从在社交平台上引起的反应来看，除了现场观众之外，大多数附近民众并不知情。

　　网民质疑焰火作品事先无预告，加之不久前发生的昆山爆炸，让人以为发生了事故，容易引起恐慌，更指出上海空气质量本就不好，焰火释放出的大量烟尘将会增加上海的PM2.5指数，影响周围居民的生活。也有人从作品的视觉性提出批评，一条配图微博请认为作品没有美感的人转发，在当天被转发了超过3000次。

　　因为涉及大量危险爆炸物，这次艺术创作事先已和上海警方备案，但公安部门接到不知情市民的举报之后，却似乎也不清楚状况。5点35分，上海市公安局的官方新浪微博“警民直通车—上海”发布了一条微博：“有网友爆料：上海黄浦江畔升腾起巨大的绿色和白色烟柱！蜀黍看见后也吓了一跳，赶紧向市局指挥中心了解情况。据巡逻民警说，17时05分许，黄浦江上进行了一场‘白日烟彩’烟火创作表演，放了大约10分钟，产生了大量烟雾。”

　　这条微博下的数百条评论几乎以负面评论为主，在上海官方未尽到周知责任的情况下，艺术家蔡国强成为指责的靶子。

　　针对艺术行为引起的社会争议，展览举办方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在当晚于新浪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本次蔡国强‘白天焰火’作品创作得到了上海公安、消防及环保局的审批和认可”；“‘白天焰火’所用产品均符合环保标准。对人体和环境无害。”但舆论并没有因此而平息，艺术创作究竟是否应该凌驾于公共空间？中间的界限又在何处？这样的大型艺术活动中，政府部门又应该如何扮演告知和保护公众的角色？这些问题随着焰火的升空也被抛了出来。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专业的蔡国强因善于使用火药进行爆破性艺术创作和大型焰火作品而闻名，2001年，他为在上海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担任焰火表演总设计，2008年，他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呈现了爆破作品《大脚印》，这也为他赢得巨大的通俗知名度。这两次大型爆破都没有引发如“白天焰火”的有关安全性和环保的广泛抗议。

　　但蔡国强的作品也曾引起争议。2013年10月，他的作品《一夜情》亮相巴黎白夜艺术节，募集全球50对情侣在塞纳河边船上的帐篷里做爱，并按动控制焰火发射的按钮，大胆而浓烈，引发热烈反响却也招致当地对在公共场合有伤风化的批评，并有人因此起诉他。

　　艺术评论人林明杰在现场观看了焰火后，在上海《东方早报》发表评论文章，讲“挨骂的道理”，称蔡国强的这个作品“没有因此发生慌乱事故，挨骂是幸运的了”，但同时指出“当代艺术作为实验性艺术、探索性艺术，其本质就决定了要被骂。不许骂当代艺术，就等于杀了当代艺术”，因此他认为对当代艺术来说，成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建立起交流的环境。

　　蔡国强似乎既想又不想引发争议。蔡国强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说，本次白天焰火作品因为宣传不足，他也担心会引起公众批评，但“我看到上海有一点精气神，当代艺术在上海引起人们的讨论和注意，并不是坏事情。”不过，他也解释道“我们不是为了引起争议去做，人家不理解的话，也是要耐心解释吧。”

　　以下是蔡国强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电话专访的实录，他谈及对这次事件及其引发争议的看法，也阐述了白天焰火背后的意义和对艺术创作与公共空间关系的理解。对谈经过编辑和删节，并经蔡国强本人审阅。

　　记者：你8月8日的焰火作品《无题：为“蔡国强：九级浪”开幕所作的白天焰火项目》引发了很多争议，一些当地市民不知情，以为发生了爆炸，也批评作品影响环境。你之前料想到会有这种反应吗？怎么看待这些批评？

　　蔡国强：有，我也是担心有这样的反应，可是艺术家也不能一直说我们要做宣传。我们选择的时间是5点钟(下午——编注)左右来放，5点到5点15这段时间，不放是不可以的。选择那一段时间是因为江上的船流比较少，因为我们是使用了危险品嘛，在燃放的时候，周边的船就不能靠近。所以就在那一段时间就比较方便管理。但同样也是因为这段时间，陆上问题就来了，因为5点多钟，又是星期五，是下班高峰。尽量避免宣传才不会有大量的民众集聚到桥上和两岸，造成交通堵塞，而且现在也不能扰民。

　　但是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宣传不够，宣传不够你就可以想象，“呯呯嘭嘭”都是爆炸声，再加上有一大堆色烟吹过，肯定首先会想到出事，因为加上前阶段有昆山的爆炸，这个世界永远都不安定。而这也正是我做白天焰火的起源，当时就是9·11以后，我看到了这个正常的社会和现实的日常空间里面，在白天竟然会发生这种恐怖事件，所以我就开始选择白天做爆破作品。上海的爆炸声确实容易让人想到出事，因为大量的民众没有在现场感受到作品视觉上和情绪上的感动，还看到一些烟吹过来，难免会想到这些烟会不会有污染。假如我们有宣传能够提醒民众有这件事情，又更多的人来看，也听到我在现场解释，这些色粉是使用食用粉来做的，对环境是没有问题的，就不会引起误会。

　　记者：白天焰火引起轰动以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也发布声明，说作品是提前和公安、消防和环境部门申请了的。申请的过程是怎样的？有什么困难吗？

　　蔡国强：是不容易，开始申请还是慢慢按照程序，也都批了。但是8月2号出现了昆山的爆炸，警方开始有些摇摆。我们和警方再次解释了创意，还有作品的安全指数，比如是控制在什么量里面。所以慢慢的也就得到了同意，当然是到当天早晨，才完全解决了问题。在中国，如果没有警方的准许，别说烟火从湖南运到上海来，它连省出不了。目前中国国内的形势越来越复杂，爆炸物的管控越来越严，比国外都严。

　　记者：总体来说，你作品的完成还是得到了政府的很多支持，有人说你获得支持是因为跟政府走得很近，你怎么看？

　　蔡国强：你说的是一种(声音)，但是另一种会说我很会打擦边球，或者是刚好快到红线的时候就停了。总的来说，艺术就是这样的吧，在一些模糊地带里做。艺术对我就像时空隧道，通过艺术把自己放到艺术界内外；也通过艺术让自己徘徊在体制内外；或者通过艺术让自己流放在世界不同的文化之间。通过艺术做了奥运会这样的工作。不似一般画画的，我一直是把爆炸当自己的艺术来玩的，所以也就比较容易跟政府的大型活动有关系。有些时候我是主动的去迎接这种挑战，来思考这个社会和我的艺术的关系。

　　2010年，我在上海做了《农民达芬奇》(“世博会”期间，蔡国强在上海外滩美术馆举办《蔡国强：农民达芬奇》展览，收集12位农民的60多件发明创造展出。——编注)，上海当时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的口号是“农民让城市更美好”。尽管看起来跟它不一样，但是我说的没错。因为我一直解释，这个城市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中国现代化的廉价劳动力，都是来自农民，农民创造了中国社会的今天的经济成就，所以看起来也没错。大概这次展览，我也是说环境问题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感觉也没错，那么就边走边看吧。

　　记者：像这种因为作品引起社会批评或者麻烦的情况，在世界上其他城市遇到过吗？

　　蔡国强：有，巴黎也有，只不过我不太愿意在媒体上讲这些事。巴黎现在我还有一个案子没结呢，当然是小事。开始我给出的方案叫“一夜情”，就是募集50对情侣在船上做爱，然后高潮以后他们按下按钮，烟花就起来。从巴黎市长到巴黎警方，巴黎的几十个高层包括文化部的联席会议上，大家都感觉这个方案真的太棒了。可是到快开幕的前几天，就要举行媒体发布会了，突然意识到法律规定，政府不可以让民众聚众做爱的，而且在公共场合是不可以做爱的。最后就跟我谈判，到最后一刻还在谈。后来我就不把民众在帐篷里面叫做爱，我就含蓄地说当你们心满意足的时候就按下按钮，不要说高潮，不要说做爱这种词。但他们(政府)也不能叫民众进去帐篷以后不准做爱，因为这就越过了我艺术的底线，我就停止这件作品。后来我们一起迎接情侣上船，所有情侣都知道这是要干什么的嘛，尽管你再含蓄，说你们在里面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跟情侣们说，也和巴黎说，这是给你们的时间和空间，是属于你们的，这个一夜情也是全世界人民和巴黎的一夜情。所以这个的实现也是很不容易，当然之后也有人要告我，因为他说这个是聚众做爱，在公用场合发生了黄色的活动。

　　记者：从这些事件引起的争议来看，你怎么看待艺术家创作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

　　蔡国强：有些事情是模糊的，但艺术家永远有意识地坐在那个模糊的地带。完全黑的也不行，就是违法，完全白的也不行，就很没意思，叫做“倒不如不要做艺术，规规矩矩去干别的事。”反正这个事情应该说，我们不是为了引起人家争议去做，但是民众不理解的话，也是要耐心解释吧。

　　我当时跟媒体发言的时候也是解释了情况，巴黎也一样，可以说我是故意选择了卢浮宫和奥赛美术馆中间这一段河段。因为安格尔(Jean-Auguste Dominique Ingres)的《泉》，还有马奈(Edouard Manet)的《草地上的午餐》(这两幅作品均藏于巴黎奥赛美术馆——编注)，这些画当时出来也引起了民众的抗议，或者说不同声音，但恰恰是这样，成为了法国艺术最有意义的时代，那现在法国艺术是风平浪静，全世界也没有多少议题是来自于法国，来自于巴黎的。

　　但我们不是说任何事情都要有议题才是好艺术。可是呢，有议题并不一定是出问题，没问题也许才是问题。所以，这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我看到上海有一点精气神，当代艺术在上海引起人们的讨论和注意，并不是坏事情。

　　记者：《九级浪》展览开幕的白天焰火，表达的是“自然之死”的主题，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伤感的主题？

　　蔡国强：既然是讨论生态问题，我想用这种角度来表现，放一场白天的焰火，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能不能用伤感一点的焰火。因为用烟火表现热闹、隆重，那种正面的，都比较容易。但是要传递一种所谓的伤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就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去挑战。作品主要是分成三段，第一段叫《挽歌》，第二段叫《追忆》，第三段叫《慰藉》，第一段我主要用黑白，很浓重的黑白，反复黑白，最后用了一些绿色，像芳草堆一样。第一幕确实是比较悲伤的。一开始在100多米长的范围里面，有三个白色的“嘭”，一个接一个，很像一个行进的葬礼的感觉。第二幕稍微好点，是稍微温馨一点的回忆，所以用了一点色彩。第三幕在空中有不同颜色的，白色、蓝色、紫色的烟花弹这样垂下来。最后我大概用了1500个黄色的烟花，漫天的黄色。

　　我在现场还是感到，这个作品有自己的灵性，很有生命力。之前我一直在蓝天白云里面放， 所以我把色彩想象得比较鲜艳，稍微有些西方绘画的感觉。那天上海是阴天，所以爆炸的颜色有点像国画的水墨和色彩，加上云层低，整个江面是横的吹过去，上不去。所以就像一个横的卷轴一样。所以应该说是跟大自然这个真正的大艺术家合作。我自己在现场是很感动。

　　记者：你早期的爆破作品很强调视觉性，这次的《九级浪》中的爆破作品和装置作品又有很强的观念性，是否说明你作品的观念性、现实性越来越强？

　　蔡国强：应该说我以前的作品也有(观念性)，只是说它比较形而上。因为我做了几年叫做《为外星人所作的计划》(一系列的大型爆破作品，主题为向宇宙发出信号，寻找地球和外星球之间的对话。——编注)，一方面联系了人和自然、和宇宙的关系，包含了从外太空，假如有外星人，他们看过来我们人类的行为。让另外一个遥远的眼睛看我们人类，这其实还是针对人类的文明，但是它是比较形而上的。95年以后，我从日本到了美国，开始做“蘑菇云”了，就有了一些改变，9·11以后我做了很多白天的烟火，像黑色的彩虹，黑色的仪式，炸一个黑色的圣诞树，这些其实已经开始一直有了，只是我这一次在中国可以说是集大成的把它展现出来。

　　社会议题在我的作品里面，一直多多少少都有，但我总是希望能够用我的艺术的唯美，艺术表现形式，我很在意的这些东西，来掩盖社会议题的赤裸裸。因为我认为，艺术不是改造社会的工具。因为G。C。D已经用这一套，我小时候就在这个社会主义的环境下长大，就不大愿意自己也成为这一套，不管是现代艺术还是传统艺术，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艺术本身的表现力我是比较在意的。

　　当然现在我的这种带点社会议题的(作品)，在今天社会很敏感的时候，人们看得见。因为船经过黄浦江的时候，我其实在记者会上不太愿意说死猪，不太愿意说得这么赤裸裸，但岸上的观众，还有中外媒体都会说，“这让我想起了死猪”。所以要给艺术留有空间，要给艺术家留有空间，要让艺术品跨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能够给人共鸣的东西。

　　记者：艺术家陈丹青在2010年一篇评论文章里写道你的作品还是有一些农民式的特征，说这是一种“草根力量”，你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蔡国强：我感到他说的好像很不错，因为我就是比较土的，虽然我有时候也穿着名牌，但我就是比较普通的，有一种草根性。也是因为这种草根性，包括作品里对故乡的乡恋，或者说一种比较朴实的童心，所以我的艺术在全世界都能得到很多共鸣。所以展览都是经常打破当地最大的参观人群，几十万、上百万的人看我的展览。这对于当代艺术来说，在全世界是一个非常少的事情。不是说我的艺术多么了不起，只是我的艺术里面有一种草根的力量，这跟我个人的好奇、童心、表现艺术的态度，这些东西都成为普通民众能够共鸣的。放在不同的文化的世界，在多哈，在乌克兰，在巴西，在美国，在欧洲，反正人们很容易跟我的作品发生对话和思考。

　　当然，这本身可能也是一个问题，但没有问题才是问题嘛，反正这个世界有一个这样的人，在哪里的展览，人们都很喜欢，都要去看，跟他讨论，这有什么不好啊？当代艺术本来的出发点就是面向大众，而不是什么贵族搞收藏的，只是现在当代艺术变成有了自己的完整系统，有很多基金会，有很多收藏家去经营它，本来并不是这样的。前卫运动就是从对象牙塔里面走出来的目标开始的嘛。不过这种草根化我只是说在我啦，要求别人也这样就没意思了，要丰富多彩。以前《农民达芬奇》的时候我就写，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最后再加一句话说，“不，我就是一个农民。”这有啥问题吗？肯定没问题，说这句话其实很安心。

　　记者：你如何看待自己强调的身份，中国的根，和你的作品在世界上受欢迎之间的关系？

　　蔡国强：这个“中国的根”，很多人会觉得是因为我的作品用了中国四大发明里的火药，在外国打响，因为我拿了中国的火药，人家才喜欢。这个世界上，要知道，不客气地讲，大部分人都不太喜欢中国的。我们穷的时候，人家不了解中国，当我们开始富一点的时候，满街的中国游客在人家的马路上吵吵闹闹，也没有多少人爱中国的。再加上我们的政府又有很多负面的消息在人家的媒体上，永远不断，那有多少人会爱中国啊？我作为一个拿着中国护照的人在外国办展览，反倒人家很爱，这个原因在哪里？所以不是说拿四大发明的火药(就能被人家喜欢)，大量的外国人都不知道火药是中国发明的，根本就不知道。在外国人的思想里面，就算知道火药是中国发明的，也不会成为对我艺术关注的原因。就像人们在品论红酒的时候，并不会在意红酒是哪一个国家发明的。

　　所以，用什么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事，重要的是用得好不好。作为一个艺术家，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不仅仅是在利用火药这些所谓中国发明的材料啊，还有“草船借箭”这种中国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我看老外也没有那么多人看懂的。主要“草船借箭”那个作品从视觉上，从造型上，从装置上的艺术魅力还是要强。那当然我要是有什么中国的东西跟世界不同的文化沟通发挥了作用的话，我感觉这还是一种包容的精神。这种精神也许是一种古代的儒家精神，要包容的精神，也包括承认矛盾，容忍自己作品里面存在矛盾的精神。我自己的表现方法上有一种道家的“借力使力”，“无法是法”，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你的办法。

　　而且，我去一个国家，会去思考人家的文化，请当地的很多专家一起合作。如果真正要说我利用了中国的什么东西，主要还是从哲学层面吧。比如说我在德国做的那个99只狼撞墙(即装置作品 《99只撞向玻璃墙的狼》，99只仿真的狼以往返不息的形态撞向一堵玻璃墙——编注)，跟中国也没有关系，德国是很注重狼的集体性和它的力量的，德国艺术家也很多用了狼，但是我做了一个玻璃墙，表现看得见的墙容易拆，看不见的墙更难拆，有跟柏林的历史文化发生对话。同时每个人也都从这些狼的身上看到了自己，自己人生的忙忙碌碌，和这种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