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崇正
近日读2014年8月13日《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何频先生的文章《张葱玉何人》,使我回想起当初曾经听张先生讲课的往事。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尚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读书,系内除去安排系统的课程外,也请了不少学者名家来做讲座,这其中就有当时在文化部文物局任职的张珩先生。张珩先生讲课的题目就是“古代书画鉴定”,记得讲了不止一次,当时我和同学们还都作了笔记。后来在这次讲座记录的基础上,再参照张珩先生在其他地方的讲课内容综合整理,在“文革”前夕,由文物出版社以《怎样鉴定书画》的书名,出版了单行本。出版文字的最后,说明了该书形成的过程,特地注明,它采用了薛永年、刘九庵等几位先生的听课笔记,其中说到的薛永年就是当时我的同班同学。因为张珩先生在给我们讲课之后的第二年(1963年)就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对讲稿作全面的整理、审读及增补。
张珩先生讲课时,香烟不离手,几乎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而且将所有的烟张口全部吸进肚内,一堂课下来,总不下十几根烟。张珩先生那时面色就不很健康,脸庞消瘦,肤色发黑。虽然他身体比较弱,但是讲课时声音底气甚足,坐在最后一排的人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此后未久,就听说张珩先生因患肺部肿瘤而去世了。张珩先生于“文革”之前去世,亦可说是幸事,要是他活到“文革”,必定会被斗得七荤八素,难逃一劫。
说起来真是惭愧,我只是记住了这些支离破碎、零零散散的琐事,而对讲课的主要内容,却没能深深地印入脑海,当初的笔记也记得有些零乱。
我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时,其校址尚在王府井大街附近的帅府园校尉营。彼时在王府井大街的西面、《人民日报》社的南侧,有一处文物出版社的门市部,我路过时会进去看看。记得门市部内有一位照看图书的女士,儒雅、高贵,态度和蔼,言语中带有明显的沪音,给人极深极深的印象。后来“文革”结束我夫人供职于文物出版社时才得知,这位女士就是张珩先生的夫人顾湄,就此和她说起过当初对她的印象。“文革”期间,文化部的大部分人员下放至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我又与张珩先生的公子张贻义相识。张贻义的身体颇为灵活、健美,是位身手矫健的业余运动员。张贻义所学为化学,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文物保护研究所,从事于文物保护的工作,改革开放后至美国定居。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