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博物馆青铜器专家马瑞钧访谈录

后母戊方鼎 方罍 亚址方尊 人面龙纹盉

　　

　　狄文琦

　　中国青铜器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它见证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也是记载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化的宝贵遗产。当被挖掘出土后，它的璀璨风采和深厚文化令世人惊叹，并在新的时代彰显出历久弥新的文化韵味。

　　为弘扬中国青铜文化，展示中国青铜艺术的精髓，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于2012年、2013年发行了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第1组和第2组。近日，值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第3组)闪耀面市之际，笔者参观了由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的“大宗维翰：周原青铜器特展”，并有幸采访了该馆青铜器专家马瑞钧。马先生向笔者详细解读了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也将那个遥远的青铜器时代呈现在了你我面前。

马瑞钧

　　问：青铜器的诞生和发展，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哪些重要贡献？ 

　　马：有记载表明，约在公元前4000至3000年之间，约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世界各地的早期文明陆续步入了青铜时代。中国现存最早的青铜器是距今约5000年的出自甘肃东乡县林家遗址的一件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这恰好与这些早期文明进入阶级社会、建立早期城邦或国家的时期同步。因此可以说，青铜时代的到来，是早期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当然这只是就历史上欧亚大陆的几个早期文明的情况而言，事实上，世界各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彼此差距很大，比如美洲的印第安文明直至公元11世纪(约相当于中国北宋时期)才进入青铜时代，也有的民族是未经历青铜时代而直接步入铁器时代的。青铜器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手段，增强了其实用功能，从而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提高也为人类进入铁器时代创造了先决条件。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正是中华文明的初生期，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孕育、发展和成熟的关键时期，许多与中华文明息息相关的珍贵文化遗产是通过青铜器铭文的形式保留和传承下来的。因此，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青铜时代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问：中国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分别有哪些特点？ 

　　马：以最常见的鼎的器形为例，圆鼎最早是深腹、锥足，商代中期开始出现上粗下细的柱形足，这个时期最早的方鼎杜岭方鼎也出现了，也是这种柱足，到商代晚期变成真正的柱足；同时鼎腹也由纵深大于横径的深腹变成横径大于纵深的浅腹，因此鼎显得敦重有力了。商末到西周早期，腹壁较直的浅腹又演变出垂腹的腹形，同时柱足开始逐步向两端粗、中间细的兽蹄足演变，到西周晚期出现真正的兽蹄足了，如毛公鼎。同时鼎腹进一步变浅，形状也逐渐接近于半球形，如京山苏家垅的曾中斿父列鼎。春秋以后，随着王权的瓦解，诸侯坐大，鼎的形态开始出现地域性的差异，并一直沿续到战国和秦汉。北方的鼎腿短，显得敦厚；南方的鼎为了适应南方潮湿的气候，加长了腿部，形成纤长高挑的秀美风格。但即使是南方的长腿鼎，也有地域上的差别，比如长江中游的楚式鼎长腿直下，而长江下游的越式鼎则腿外撇成八字形。另外，在春秋早、中期时，曾、楚等南方国家发展出一种侈口、外撇耳、束颈或束腰、浅腹、平底、兽蹄足的鼎形，别具一格，就是著名的楚式升鼎，以王子午鼎为代表，这种鼎形目前只见于南方，是北方所没有的。

　　其他如簋、鬲、爵、壶、盘、匜等许多器类，也有类似的形制上的变化。

　　在纹饰方面，最早一批青铜器的纹饰非常简单，多为线刻的几何纹饰，如菱形纹、连珠纹等。整个商代流行的是兽面纹，也有一个由抽象到具象，由线刻到浮雕的过程，最后在晚商时形成地纹(云雷纹)、主纹饰浅浮雕加阴线细刻的所谓“三层花”风格的立体装饰，非常繁缛。西周早期仍沿续晚商的风格，但有不施地纹者。到了早期、中期之交的昭、穆之世，风格突然为之一变，作为主纹饰的兽面纹突然被凤鸟纹、龙纹取代，昭穆之世被人称为“凤鸟时代”。

　　到西周中后期，瓦纹、波曲纹、重环纹、窃曲纹、垂鳞纹、象纹等都非常流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面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早期。春秋中期以后，这些纹饰都逐渐衰退，代之以细密繁复的蟠螭纹、蟠虺纹等变体勾连的龙形纹饰。战国中期以后，几何纹占主导地位，同时出现了表现场景题材的人物故事纹饰。由于错嵌技术(错金银、错漆、镶嵌绿松石、铸镶红铜等)的普遍使用，这种艺术风格一直延续到秦汉时代。

　　问：中国青铜器与其他国家的青铜器有哪些不同之处，为什么中国青铜器具有精美的特质？

　　马：国外的青铜器也有为祭祀而作的，但是没有形成中国这样复杂而独特的礼器体系。中国青铜器不单单只是简单地作为祭祀的用器，而是被赋予了礼的精神，从而超越了形而下的器用的性质，而升华为文化的载体。所以才会有王孙满“在德不在鼎”的德命观念产生。青铜礼器已经不单纯是器物，而是成为中华民族一种独有的文化精神的象征，成为民族精神的寄托，这是其他民族的青铜器所没有的。

　　中国青铜器的精美与中国古代的文化风俗有关。据美国学者巫鸿等研究，青铜器的纹饰是用于娱神的，使神愉悦的目的则是为了祈求神祇和祖宗的保佑，为虔心敬奉者带来福报。“用祈眉寿黄耇，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一类的祈祝语即是此类心态的明证。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纹饰越繁缛，造型越奇巧，则制作难度越大，制作成本越高，也就越能表达作器者对受器受祭的祖先的虔敬，因而贵族们都不惜工本地追求礼器的华美，这实际上是一种高投入追求高回报的心理反应。

　　问：中国青铜器发展的顶峰时期，它的艺术和文化价值为什么会高于其使用价值？为什么中国青铜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容？

　　马：青铜器的审美主要表现在器形、纹饰、铭文三个方面。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有两个高峰期，一个位于晚商到西周早期，代表风格是习称“三层花”的多层次立体装饰风格；一个位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代表风格是镂空透雕附饰的所谓“下寺风格”——透雕云纹铜禁和曾侯乙尊盘可作为其代表。处于这两个时期的青铜器，都以其高超的装饰手法、华丽繁缛的“遍体生花”的纹饰风格以及装饰手法背后所蕴含的在当时属于顶级水平的精湛工艺而令人叹为观止。在商周时代，繁缛华丽的纹饰主要是出于娱神以祈福佑的宗教需要，而在造型和装饰艺术上达到了惊人的高度。而西周青铜器上出于宣扬文武受命代商、临有天下的正义性的目的而出现的长篇铭文，因为涉及到许多现存史料上难以窥见的西周时期的制度、典章、礼仪、经济、法律、军事等方面的珍贵史料，所以西周有铭文的青铜器以其所独具的史料和文化价值而为世人所看重。这些都不是那些仅仅具有使用价值的普通青铜器所能比拟的。

　　而中华文明的性格形成，恰恰是在青铜时代塑造的，因此虽然青铜时代早已结束两千余年，其遗产通过代代传承，仍然鲜活地根植在我们关于传统的深刻记忆中。

　　问：以国家法定货币的形式来铭记中国青铜器文化有何历史意义？

　　马：这个对于弘扬我们祖先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留住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守住我们的文化根源，是有莫大的益处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以青铜器为题材发行的金银币必将会为向世界传播我国的青铜器文化，起到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并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国粹青铜器，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可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问：中国青铜器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有哪些文化表现形式？ 

　　马：青铜礼器中最常见的一些器类，通过词语、成语的形式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虽然它们较其本义已经有所变化。

　　比如鼎、尊这样一些青铜礼器中最重要的器类，常被用在词语中表达份量很重、很郑重、很受重视的意思，如一言九鼎、鼎鼎有名、鼎故革新等等，都是借鼎在青铜礼器群中的重要地位来表达辞意；又如尊贵、尊重、尊敬等带有“尊”字的词语，则以尊在礼器中的重要地位来表达辞意。

　　又比如“斡旋”这个词，现在用来表达第三方居中调停、接触的外交行为，而这个词的本义，来源于甬钟上的两个部件，套接于钟甬上的小环“旋”，以及一端连在旋上，一端连在甬上，用于挂钟的半环钮“斡”。现代意义上的“斡旋”行为的含义，来源于斡在甬和旋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功能。再如“节约”，最早是指车马器中的四通器，用于固定络头的器物，原意是节制、约束的意思，现在表达“节俭、减省”的意思，是从其原意引申而来。

　　再如我们现在常用的许多带金字旁的字，原来有不少就是青铜器的器名；带车字旁的许多字，原来就是车马器(当中也有不少是青铜器)的器名，比如“辖”，原来就是车軎上用于锁住轴头的小插销。

　　所以实际上，青铜时代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留给我们的遗产，还是相当丰富的。

　　问：周朝青铜器与商朝青铜器相比有哪些显著特征，代表了何种文化？

　　马：周朝的青铜器与商朝相比，有几个显著的特征：

　　一是纹饰种类更丰富，变化更繁复。

　　二是从器类和组合上来说，酒器种类大量减少，而饪食器的种类和比重有所增加，出现了新的种类，如盨、簠、敦等，这是周代礼器重食而戒酒的反映。商代礼器重酒，有繁多的酒器，是因为商代具有浓厚的祭祀宗教氛围，商人喜事鬼神，故多辅以酒而通神；周代尚德，重礼乐教化，因而重食。周代形成了列鼎制度和乐悬制度这两套礼制，以作为周礼的外在表现形式。

　　三是铭文。商代已有青铜器铭文，而且末期开始出现长篇记事性质的铭文，但依然没有超过五十字的。西周早期即出于政治现实的需要而出现了褒扬周人受命代商的政治宣言性质的长篇记事铭文。因其所包含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礼仪风俗、典章制度等多个方面，包罗万象，因而对于了解西周史方面可极大地弥补文献之不足，而且由于青铜器是“出于地下之新材料”，其可靠性较之辗转流传的传世文献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可正文献之失，因而历来为治史者所推重。

　　总而言之，商代青铜器，因其侧重于祭祀方面的需求，而表现出神性的一面；周代青铜器则因这种神性的衰退而展现出理性的光辉。

　　问：青铜器最初作为实用器，是何时演变为礼器的，它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马：从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来看，青铜器在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礼器，有作为食器的鼎和作为酒器的爵等种类。

　　商代的礼器重酒器，这与商代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有密切的关系。商代前期已具有觚与爵的基本酒器组合(有时还加上斝)。酒器中的尊、壶、卣、罍、瓿、觥、方彝、盉等器类是陆续出现的；食器方面，除了早商即有的鼎、鬲以外，新出现了方鼎、扁足鼎、簋、盂、甗、中柱甑等诸多器类；水器则有盘。

　　周代早期仍沿续晚商的风格，到了昭穆时代，随着周人统治的巩固，周代重食的礼器风格开始确立。器类上大批的商代酒器逐步被淘汰，而以西周中晚期列鼎制度的确立而标志着重食传统的周代礼制的最终形成。西周中晚期是青铜器发展史上变动最频繁的时期，旧的器类和纹饰风格被逐步舍弃，而代之以新的时代风尚。

　　春秋早期仍沿续西周晚期的器物风格，但到了春秋中期，随着诸侯争霸的愈演愈烈，周天子威名扫地，青铜器开始出现地域上的风格差异，以楚系青铜器为代表的南方青铜器开始崛起，创造了新的审美风格，与北方以晋系铜器为代表的中原铜器群分庭抗礼。

　　至战国时，由于礼制的衰落，开始出现诸多实用器类。礼器在北方有一定程度的衰落，表现在一些礼器器类的弃用，以及存余的礼器在造型上的呆板、缺少变化。相对来说，南方青铜器的衰退相对迟缓，但到了战国中晚期，随着楚国实力的受损，礼器也不可避免的粗劣起来。至于秦汉，已是青铜时代的余绪，其礼器仅存象征意义，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了。

　　问：请您谈一谈对中国青铜器的感受和理解？

　　马：中国青铜器博大精深，既精致华丽又富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民族之林的无上瑰宝，值得每个炎黄子孙引以为傲！

　　(作者系中国收藏家协会钱币收藏委员会委员、中国金币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