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斋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第136期刊出了《海上画室何处寻》专辑,其中言及先师的“充仁画室”以及师兄的“哈定画室”,不禁感慨。正在中华艺术宫举行的“哈定画展”,我专程去参观了,见到了张充仁先生和哈定当年的合影,更是勾起了几乎已经忘却的忆念。
少年时,我从张先生学画,入“充仁画室”,但我并非先生的正式学生。哈定长我11岁,大家都称他“大师兄”。后来我中辍画学,改学了文史,但于画学依然不减所爱,还常往画室。“文革”起中断联系,直到先生晚年才又恢复交往。1990年代,先生定居法国,并寿终于彼。新世纪之初,我起草倡议于先生故里七宝为先生建立“张充仁纪念馆”,幸得各方支持,终于事成。然而,时到今天,知道张先生的事实上并不太多,犹如哈定,他们的知名度大体上还局限在业内,甚至还不如陈逸飞。有感于此,我曾先后写过一些文字,以真名或笔名“躲斋”在《张充仁研究》第一辑、第三辑上发表了我的回忆录和《略论〈德彪西塑像〉》,于《文汇报·笔会》(2010年4月22日)上发表了《张充仁与马相伯》,又在《上海滩》2011年第10期发表了《我的老师张充仁》,并由此引起上海电视台的注意,邀我制作一档节目《十一岁跟张充仁学画》,于2011年12月23日“纪实频道·往事”首播。尽管如此,我觉得知张者依然不广,而且不深,更何况哈定。这次读贵报的调查报告,几乎有隔世之感。因此,我以为还得继续宣传张先生,宣传哈定,特别是必须研究他们,继承他们的画学思想、理念、风格、贡献。
作为张先生的学生,我很惭愧;尤其作为“张充仁艺术研究交流中心”的研究员,我的研究甚是浮浅。现在,在读了贵报的专辑之后,感慨之余,不避谫陋,特奉上一篇关于张先生逸事的回忆《“委屈”的故事》,敬请审处,并祈赐复。
“委屈”的故事
——“充仁画室”忆旧
在“充仁画室”,有一件事几乎忘了,这次看了哈定画展,竟然在记忆深处被勾了起来。那是一次涉及“评分”的事。平时,我们的作业从来不打分,张先生只是对我们说,这里好,那里差,怎样改,或者赞扬,或者点头,很少批评。这儿说的“评分”,其实是同学之间比高低。我不算是“正式”的学生,所以也从来没有和同学比过高低。有一次,我们几个学素描的作业是铅笔写生,面对一串木制的香蕉模型,从不同的角度画在纸上。我画的角度是正面,略带一点侧;其他几个画的是右侧面或左侧面。画完了,我自以为自己画得最好,十分得意。不料大师兄(哈定,我们平时习惯地叫他大师兄)一看,就哈哈地笑起来,对我说:“你画的是香蕉吗?我看是木头!香蕉成了木头,这还好吗?”我顿时迷糊了,这香蕉本来就是木制的模型嘛!可是看看同学的,他们画的香蕉的确不大像木头的。那么究竟是我对,还是我不行?我搞不明白。而大师兄的笑声又使我感到委屈。这时候,张先生来了。他把我的作业看了,也查看了同学们的,然后用上海话说:“蛮好,蛮好,才(上海话:全)蛮好。比较起来,这张正侧面的顶好。”这一下,我激动得差一点要叫起来。但是,我终于说出了我的“顾虑”:“刚才大师兄说我画得最糟,香蕉成了木头。”
“这真是好啊!你们画的不是木头香蕉吗?画出了它的质感,不就是成功了?这是逼真,是学画的第一步,有什么不好啊?”
我终于得了“第一”,不再感到委屈了。
其实,今天想来,大师兄的评判也没错,绘画既要真实,也要想象,面对的虽是木头,可得想象成真的香蕉,哈定正是从这一要求对我作出评判的,不是吗?
可是张先生在他的少年时期却是遇到过一次真正的“委屈”,一直到晚年,他都忘不了。
原来张先生在小学四年级的那年,在图画比赛中,得了全校第一名。校长为他准备了一份很好的奖品:一只画箱、一套画笔、一套颜色。对于当年十分穷苦的小张充仁来说,他是多么向往。可是没想到在颁奖的时候,忽然来了一阵风,把奖品上标着姓名的纸条吹落了,拾起以后却放错了位置,把第一名的放到了第二名的奖品上。可是这一错,他就只得了一部《中华图画故事》。第一名成了第二名,这可实在太委屈了。这个故事是张师母告诉我的,张先生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过。后来张师母对我说:“张先生非常喜欢孩子,特别关怀孩子,不让他们受到任何委屈。他说,这会伤害心灵,会影响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