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巴黎 夏加尔的鞋上仍沾着俄罗斯的泥土

　　

　　这就是俄罗斯了吗？

　　这只是我的城市，我的那个城市，我又重新见到了它。

　　我满怀激情地回到了它的怀抱。

　　正是在这一时期，我画出了我的1914年维捷布斯克组画。我画下了所有落入我眼帘的东西，我在我的窗前画，我从来不带着我的颜料在大街上漫步。

　　我满足于一道篱笆，一个支柱，一块地板，一把椅子。

　　瞧：一个卑微的老人正俯身坐在桌子前，背靠椅子，面对茶炊。

　　我用眼神询问他：“你是谁？”

　　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 1887-1985年)在他的自传《我的生活》中这样回忆起他1914年回到故乡俄罗斯的情景。他这次回去一方面是去参加妹妹的婚礼，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未婚妻蓓拉的思念。他本想之后再返回法国，岂料“一战”爆发了——“战争的炮声已在我的头顶上震响。通往欧洲的道路被堵死了。”

　　对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1914年是不寻常的一年。那一年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被一名波斯尼亚激进分子刺杀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格局面临着重新的洗牌，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此出现。而对于个人，夏加尔的命运也在这一年出现了转折。在回故乡之前，他在柏林举办了个人画展，这是他生平中的第一个个展。而“一战”的爆发则打乱了他返回巴黎的脚步，被迫留在了故乡，这一留就是8年。

　　“一战”停战前夕，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夏加尔起初热烈拥护革命，出任维捷布斯克地区艺术人民委员，着手在当地创办美术学院和博物馆的宏大计划。但是，在两年半的紧张活动中，见到美学上和政治上的争吵日益加剧之后，夏加尔放弃了工作而移居莫斯科。其实，蓓拉一开始就看出，丈夫不适合复杂社会的纷扰，他只是一个真诚的画家，一个不善于从政的纯粹的艺术家，天真而淳朴。而因为有了妻子的陪伴，那些挫折似乎也变得不值一提。

　　回国前的这4年，夏加尔是在法国度过的。可以说，在巴黎的这些年是夏加尔艺术创作的多产时期，也基本上确立了他此后的画风。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我和我的村庄》(1911)、《七个手指的我》(1912)、《向阿波里耐致敬》(1911—1912)、《髑髅地》(1912)、《拉小提琴的人》(1912)、《从窗口见到的巴黎》(1913)等。

　　1910年8月，年轻的夏加尔前往巴黎谋求艺术发展之路。在蒙帕尔纳斯住了一年半之后，他迁移到镇边的一个工作室里，那是一个专供放荡不羁的艺术家们居住的住宅区，人们把它叫做“蜂巢”，破烂不堪。“在俄罗斯人的画室里，常常会传出一个被欺侮的女模特儿的哭叫声；在意大利人的画室中，会传来歌唱声和吉他弹奏声；犹太人画家那里，人们听到的常常是激烈的争论声；而我，我的画室中只有我一个人，面对着一盏孤独的油灯。画室中满是绘画，还有那些画布，它们实际上根本不能叫做画布，而只是我的桌布，我的床单，我的睡衣，全都那么破烂不堪。”

　　但就在这里，夏加尔结识了先锋派诗人B·桑德拉尔、M。雅科布和C。阿波里耐，以及一些将来必定成名的青年画家——表现主义派C。苏蒂恩，抽象彩色派R。德洛内，立体主义者A。格莱茨、J。梅桑热、F。莱热和A。洛特。在这样一伙人中，几乎每一种大胆的绘画尝试都受到鼓励。在这股开放的思潮下，夏加尔迅速施展开他在俄国已经略见端倪的独特风格，这风格看似不合情理，却富有诗意。同时，他穿梭于巴黎各博物馆和商业画廊间，那玲琅满目的印象派、后期印象派和野兽派的作品印入眼帘，留在心里，使他放弃了在家乡时经常使用的阴沉色调。的确，巴黎对夏加尔的影响太大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比我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即直到1914年为止，在法国绘画和其他国家的绘画之间，存在着几乎无法超越的差距。我似乎觉得，在外国，人们几乎很难意识到这一点。”

　　影响夏加尔画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恐怕就是他的犹太血统。夏加尔的作品色彩活泼、鲜艳，却十分沉静，宛如一曲牧歌，流露着宗教般的虔诚。这或许跟他早年的犹太人习俗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夏加尔出生于俄国维捷布斯克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有学问的拉比。因此，夏加尔16岁以前一直在犹太经学院中学习犹太经典。但他从小就对绘画有特殊的兴趣，并表现出敏锐的观察力。从这个家庭背景中，他听到了精彩丰富的俄国和犹太民间故事，更遗传了一颗善于童话般幻想的心灵，并深情地沉迷于犹太人的宗教传统。所以在夏加尔的作品中，不时能看到犹太民间传说的影子，当然更能感受到他对故乡的浓浓乡愁。

　　与妻子蓓拉的爱情也是夏加尔绘画的另一个主题。那是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915年)，夏加尔与心爱的蓓拉终成眷属。虽然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一开始遭受了女方家庭的巨大非议，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婚姻十分美满。妻子一直是最懂他的人。夏加尔说：“只要一打开窗，她就出现在这儿，带来了碧空、爱情和鲜花”。甚至他的创作如若得不到妻子的肯定，便不知该如何是好。而夏加尔对生活的爱，很大一部分也源于他对妻子的爱。这一时期的画作也突出表达了这一点，作品中都是情侣成对出现，例如他在1916与1917年创作的《粉色情侣》和《灰色情侣》更是直白的表达了爱情带来的甜蜜，更为突出的是他的名画《生日》，这或许也是夏加尔最为著名的作品，透过梦幻般的构图和造型，给人带来无限的温暖、爱意与感动。

　　天上飞的马、绿色的牛、躺在紫丁香花丛中的爱侣、同时向左和向右的两幅面孔、倒立或飞走的头颅、中世纪的雕塑……这些梦幻而又充满想象力的图案都是马克•夏加尔画面中的主角，他仿佛见到过它们一般，信手拈来，把它们一个个地装进了自己的艺术世界，用爱拼接起来，悉心而柔软。经历了印象派、立体派、抽象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流派的洗礼，这位几乎一直创作到他生命最后一刻的画家终究在现代艺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事实上，夏加尔一辈子都没能真正离开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小城，他曾说：“即使来到巴黎，我的鞋上仍沾着俄罗斯的泥土；在迢迢千里外的异乡，从我意识里伸出的那只脚使我仍然站在滋养过我的土地上，我不能也无法把俄罗斯的泥土从我的鞋上掸掉”。

　　(本文参考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夏加尔自传《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