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鲍昆：摄影是一个年轻的传播媒介

　　三江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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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昆，1953年10月出生于北京。著名摄影家、视觉文化评论家、策展人，四月影会重要成员。曾担任CCTV《瞬间世界》栏目主编，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中国摄影金像奖评委，以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等多个摄影展的策展人和学术论坛主持人。著有文集《时间的躁动》、《观看·再观看———当代影像文化》等。

　　8月24日，鲍昆等摄影专家应邀参加宁波市文化馆和鄞州区文化馆主办的首届“光行下应”摄影大赛启动仪式，并和摄影爱好者一起分享城市摄影理念。

　　□记者 陈晓旻/文 通讯员 潘前波/摄

　　记者：您这次来宁波，和大家一起分享城市摄影的理念，首先想请您谈谈关于城市摄影创作的思考。

　　鲍昆：说到这个话题，我们要关注的是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最近央视播过的关于邓小平的电视剧，反响非常好。它把改革开放初期所面对的问题全方面地客观呈现出来。

　　关于城市化的问题，我们要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经济发展了，城市的大楼盖起来了，道路四通八达了。另一方面农村确实存在着各种问题。这是三十年来我们国家从农业背景下的生产方式转化成工业背景下的城市生活方式，所面临的必然的问题。近十年来我们自身的文化意识提高了，开始从关注经济为主意识转到社会生活中的其他问题。所以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变化，城市摄影成为了新的关注点。

　　记者：正如这次主题为“光行下应”的摄影大赛，会希望呈现一个怎样的效果？

　　鲍昆：这些年一些摄影爱好者一说到城市化问题就是拆迁和废墟，这些都太简单化了。除了记录那些即将消失的景物，人与人的关系、生态环境等都可以用视觉来表现和叙事。摄影最棒的地方就是在让照相机引领着你，提醒人们的思考点。摄影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调剂性的作用。摄影家解海龙的《大眼睛》大家耳熟能详，因为他的摄影让许多失学儿童走进了学堂，希望工程就是因解海龙的摄影而真正启动的。

　　记者：随着科技的进步，在“人人都是摄影家”的时代，我们的摄影理念会有哪些改变？

　　鲍昆：从老的艺术学的角度来说，摄影是一种手艺型的造型艺术，跟绘画和雕塑一样，但是今天摄影已经不只是艺术，更是一种社会性的话语媒介，远远超越了它之前的艺术功能。

　　在科技改变时代的今天，人人都是摄影家，影像生产无处不在，每个人可以很轻易地拍摄和表达。但是这也意味着要出现大师的机会极少。摄影不再以艺术为唯一标准，它是可以替代文字的话语工具，既能记事，又能叙事。如果要想胜出，最终考验的是影像背后的思想知识架构。比如说《大眼睛》，它能够让人记住的是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这就是最典型的纪实摄影。

　　记者：很多纪实摄影是主题性、系列性的，时间跨度很长，您的创作也是如此吗？给我们讲讲您的创作。

　　鲍昆：1987年的时候，我曾经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开车从北到南一路拍摄古运河：通州、天津、沧州、德州、聊城、徐州、淮安、扬州、镇江、苏州、湖州、杭州等城市。当时正好是中央电视台纪录片《话说运河》热播之后，于是水电出版社找到我，想让我拍摄一个关于运河的作品集。为了有更好的全景效果，那次还采用了直升飞机航拍的方式。摄影集《京杭运河》最后在1991年浙江出版社出版，好像还得了不少图书奖。听说今年申遗成功的“京杭大运河”的起始点是在宁波，而我当年只拍到了杭州，看来还是有一点小遗憾。

　　记者：您曾经说纪实摄影的本质是人文，那么我们怎么通过摄影这个媒介来体现“人文关怀”？

　　鲍昆：“镜头中的人文关怀”、“摄影中的人文关怀”、“影像中的人文关怀”这些词汇是有文化语境的，是需要廓清的。我们所说的“人文关怀”偏重于人道关怀，一种人性的关怀。其实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还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出发的人本精神，还包括一系列的现代性的社会和学术措施规范，比如严谨的学术理性精神的建立和操作实践。

　　怎么通过摄影这个媒介来体现“人文关怀”？这个是我这二三十年来一直努力呼唤的东西，以至于现在很多摄影家误会我只是一味强调摄影的社会作用，轻视艺术。他们的误读在于，他们把我所强调的“人文关怀”归结为摄影的一种风格和一种样式。摄影界很多年在这个问题上“打架”，一些人纠缠在表达语言的问题，将其形而下。这些议论遮蔽了真正的核心问题。现在很多人太喜欢讲技术，把什么问题都归到技术上，将技术性的问题置高于自身生命本体的存在，这是一个特别可笑的现象。摄影最强大的功能就在于它的人文关怀。

　　记者：您对纪实摄影和民俗摄影是怎么区分的？

　　鲍昆：民俗，就是民间风俗，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某个地域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包括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及其相关的生活内容(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等。民俗摄影，概括地说，就是以民俗事象为题材的摄影门类，通俗地说，就是用相机拍摄老百姓自己的生活。纪实摄影，应当是对人类社会进行真实的记录，它的题材内容是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文献价值的。

　　我的理解是：纪实摄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秉承人道主义精神和善良准则，以无比的毅力甚至是献身精神，深入人类的生存实际，真正了解并尊重被摄对象，不虚构、不粉饰、不夸张，大多以抓拍的方式再现真实的情景。纪实摄影作品无论美好或是丑陋，目的都在于表现一个真实的世界，引起人们的关注，唤起社会良知，同时记录特有的文化，为后世留下宝贵的历史财富。

　　记者：当初您是怎么选择用摄影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鲍昆：我从中学时代喜欢摄影，上中学的时候因为文革没有别的事情做，就跟着一些大人学摄影。因此一生和摄影结缘。摄影让自己的一生变得丰富而有意义。

　　记者：在您的摄影道路中，有没有什么人对您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鲍昆：没有，当时在学摄影的时候是没有的。如果说早期的时候对我产生一点影响的是布列松(法国著名的人文摄影家)。我算是了解布列松比较早的，在1980年我已经拥有一本他当时在世界上很走红的《决定性瞬间》画册。那个时候喜欢他的作品，喜欢这种感觉，谈不到对他有特别的了解。直到1983年以后才知道他是世界上特别有影响的摄影师。

　　记者：您做过一些著名展览的策展和学术主持人，您对它们评价如何？

　　鲍昆：我认为在中国比较有影响力的摄影展是平遥国际摄影节，因为平遥国际摄影节可以说实现了我的愿望，就是希望摄影节在社会转型中能够形成价值作用，摄影师的人文态度得到了提升。当然，平遥国际摄影节首先我觉得就像一个大庙会，有它的平民性，它让很多普通摄影人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作品，同时又有很好的提升。

　　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我是实际的操盘者，也在做学术主持，喊出了“中国最学术的摄影节”的口号，今年已经是第十年了。我认为评判中国摄影节的成功与否，应该与参与的人数有关，跟学术无关。

　　记者：策展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条件？

　　鲍昆：策展人应该具备综合性的全面素质，包括有思想、能力和广泛的人脉关系，以及极强的操作能力。我把策展当成我评论的实践来做，坚持不做烂展览，不评烂作品。策展人除了要了解艺术史外，还需要对文化、政治经济有全方位的了解。在操作方面要有计划性，有严格的程序表，懂得展场空间布置，还要有人脉，否则做起事来会很费劲。

　　记者：您对“新锐”的理解是什么，您认为当下摄影需要什么样的新生代力量？

　　鲍昆：今天的当代艺术呈现出更加多元、多纬度的风貌。我们需要放下固执与偏见，接受惊喜、震撼和困惑。因为“新锐”是怪异学的“冠军”，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我们期待和它相遇，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不期而遇。好的作品能在心灵、思想和视觉几个层面上触动我，找到一种新的图像语言，能带给观众一种新的观点，新的观看世界的方法。我认为摄影仍然是一个年轻的传播媒介，还有很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