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组曲：工作起来不管白天黑夜

晚年的沈从文 沈从文先生（左）和本文作者，1986年1月沈从文先生家。叶稚珊摄 　　沈从文先生送给作者的新婚贺礼——一个清乾隆时的“五蝠(福)捧寿”瓷盘，一只蝙蝠头上贴了一块用红纸剪成的“囍”字。 　　沈从文先生送给作者的新婚贺礼——一个清乾隆时的“五蝠(福)捧寿”瓷盘，一只蝙蝠头上贴了一块用红纸剪成的“囍”字。 沈从文书写于朱红腊笺上的“祝两位多福多寿”

　　徐城北 

　　沈从文工作起来是不管白天、黑夜的，他要追回“文革”丧失的时间，因此房中一切都是摊开的——书是摊开的， 纸是摊开的，画册是摊开的，墨盒是摊开的，连一张张的宣纸信笺都是摊开的……沈写长信，常常不是一气呵成，每写到一段儿便停下来，转而去做别的事情(包括给别人写信)，等到心中萌生出新的意思，才再度继续那没完成的信件。

　　沈从文的房间也就十平方米，家具是老式的，大多还有点残破，毛笔、宣纸和各类文玩散乱充塞其间。成鲜明对照的，是一部簇新的外国留声机，摆在矮小的茶几上。每每与客谈话，他都要打开留声机，放起外国古典音乐。沈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说话声音很轻，再加上外国音乐的忽高忽低、骤紧骤慢，所以来客能完全听懂的人并不多。沈也怪，他似乎并不要求对方完全听懂，他只是如淙淙流水不停地讲，不时伴以含义丰富而神秘的微笑。所放的古典音乐大约是他听熟了的，他谈话的节奏通常也与音乐的起伏相应和。每到一个乐段结束，沈的谈话随之告一段落。他的“收式”十分特别——总是扬起右手，掌心向上，五指岔开，水平地旋转一下手掌，再“丰富而神秘”地笑笑，于是音乐与谈话一并停歇。

　　一

　　每当沈和父母这样谈话，早已不是顽童年纪的我，便总是兴味很浓地坐在一边，悄悄地观察沈，分辨他的口音，直到能完全听懂他的谈话。记得，沈曾说过——写文章时也打开留声机，“悠扬的乐声潜入身体，钻入骨髓，然后上升到脑子里，灵感就由笔下汩汩地流淌出来。” (大意)他说得真神，我听得有些发迷，但又想，语文课本选载的那些课文，老师在讲解时，不都是强调长期深入生活的作用吗？灵感与音乐——尤其是外国古典音乐，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沈从不唱歌，甚至是五音不全的，他怎么就能听懂音乐呢？

　　我曾问母亲沈伯伯是写什么的？妈妈回答：“了不起的作家。解放前与茅盾、巴金、老舍齐名，长篇小说就写了七八十部……”

　　我在旁听完戏曲学院的课程之后，曾经为如何就业的事情发愁。当时国家正在困难时期，每年工作指标有限，并且总是工作选人而非人选工作。沈伯伯劝我别急，鼓励我多学些传统文化，“你正在学知识的时候，这时候不抓紧，将来想学也学不进去了”。于是，我继续读古文、写旧诗、练毛笔字、唱京戏， 同时随一位翻译家学英文。后来，他悄悄问我母亲：“我现在有挑选助手的权利，城北愿不愿意来？”

　　他当时在历史博物馆搞文物研究，上级允许他自选助手。我愿意是明显的，也因为我能够听懂他的话、识得他的毛笔字，这在同龄青年中是不多见的，我想，先试试再说吧。沈便让我从青铜镜入手钻一钻。于是，我按照沈提示的书目图录，跑到北京图书馆坐了一个月的冷板凳。这滋味太难受了，我好像掉进一个满是灰土和蛛网的梦幻世界，满是盘陀路，又到处有迷宫，经过撩拨和擦拭，我发现东面藏有珠玉，西边埋有象牙。我兴奋，但更焦渴，因为找不到珠玉和象牙之间的联系，更无法把它们带回到现实人间。后来，我只好对沈伯伯实话实说，他宽怀地笑了，没勉强我再干下去。那次谈话一直延续到晚饭后，沈凭窗远望，指着南天几颗闪亮的星星说：“这颗是巴金，那颗是冰心……我隐伏在地面的黑暗中，我祝他们永远明亮……”

　　我听得出，沈说这番话的感情是极复杂又极深刻的，但最基本的一点， 则是“羡而不妒”。

　　二

　　“文革”中有一阵儿，沈伯伯曾只身下到湖北咸宁干校，被安置在一个叫双溪的不毛之地闲住。双溪是一个区政府所在地，沈和另外两户合住在小学校一间废弃的教室，中间用芦席隔开。那两户都是老两口在一块儿，独立起火做饭。只有沈伯伯孤家寡人，每餐都要拎着饭盒去区政府食堂打饭。沈伯母则在几十里之外的同一干校的菜班当班长，别看她瘦小，干活可泼辣。于是“悲剧”发生了，越努力就越不能和沈伯伯调到一块儿。

　　沈肯定是寂寞的，但他很会排遣寂寞。他经常给我写信，写他拎着饭盒去打饭时的途中风景——双溪是丘陵，四周皆水，树木葱茏，长空时有雁阵经过。沈时常在这样静谧的天地之间独来独往(雁叫更增加了静谧)，他时走时停，时而发思古之幽情，时而作抚今之浩叹。他依然是用毛笔在宣纸信笺上写信，写毕就寄往新疆。我在新疆收到信，一边细细咀嚼，一边把信转给母亲——当时，我父母也下到湖北的另一个干校，距沈有一两百里之遥。母亲看完，便直接写信给沈，最后却嘱咐“请转城北”……一来二去，“三地书”持续了好几年时间。

　　记得，我在信中曾说：“昔在东堂子胡同(沈家所住地)，您曾夜数繁星，谓此系巴金、彼系冰心。城北今在祖国西陲，云暗风黑，繁星不得见矣。”沈则回信：“九霄繁星遭风欺雪裹，心中繁星则无物能消磨。”足见他与巴金、冰心友情之笃。后来，“三地书”中更传递了新内容——沈已把北京家中大量硬木家具运到双溪，因为领导曾嘱告“多带生活用品，除了煤球”。而这许多硬木家具，是抗战后从地摊上所购。沈购买此类东西与众不同，别人求新、求完整(由此取得价值)，沈则仅仅注重式样、花纹，至于有无磕碰反倒不大注意——他追求的，仅仅是审美价值和对历史的认识价值。因此我每每产生如下的联想：每当打饭归来，沈由那一种大自然的难言美丽，拔身进入由芦席隔成的斗室，不能说是毫无苦痛的。但是，当他重新面对这些久经磕碰的硬木家具时，必然会沉湎进一种历史文化的难言美丽之中！两种难言美丽交织在一起，他会不会认为反而是他的福气呢？

　　三

　　“文革”后，我又在东堂子胡同见到沈伯伯。原来的房子只剩下一间，沈把这一间住室兼工作室命名为“小小窄而霉斋”。沈伯母带领孙女住在邻近的一条胡同里，两小间，每天起火做饭。沈为了集中精力工作，懒得回去，于是送饭的事就落到沈伯母身上。沈伯母晚上要照料孙女，送不了饭，所以通常是一天只送中午一顿。夏季天热，怕食物变馊，沈就经常预先服用防止泻肚的药。

　　沈工作起来是不管白天、黑夜的，他要追回“文革”丧失的时间，因此房中一切都是摊开的——书是摊开的， 纸是摊开的，画册是摊开的，墨盒是摊开的，连一张张的宣纸信笺都是摊开的……沈写长信，常常不是一气呵成，每写到一段儿便停下来，转而去做别的事情(包括给别人写信)，等到心中萌生出新的意思，才再度继续那没完成的信件。沈有这样一种固执习惯：一方面把时间看得无比珍贵，同时又舍得向好朋友、好学生倾吐心声。每逢老朋友造访，他能抛开原来的工作，一谈就是两三个钟头，每逢学生求教、他能抛开自己正在研究的专题而为学生解答最普通的常识。这是一种怪癖，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解释：他心中埋藏了深深的苦痛，解放前的文学活动不被承认，著作文稿被焚毁，无异向活着的自己身上抛撒纸钱；改行研究文物依然困难重重，尤其是“文革”中，某些过去为自己所钟爱的青年“反戈一击”，使自己怒火中烧，但在淫威下又有口难辩！如今回到北京并被允许工作，但那些整人者仍居高位，仍在纵声谈笑并伺机继续整人！自己就只能如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之诗，“小小窄而霉斋”是任何人摆布不了的独裁天下！就是要摊——把一切都摊开，摆得乱乱的，叠得高高的，谁管得着？自己不愿上街，不愿听到样板戏、造反歌和红色标语，自己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尽管“窄而霉”，可自己看上去无异于古色古香，且有规律可循！因此，中午要老妻送饭，晚上足不出户，见“没话人”半句嫌多，见“有话人”千杯嫌少，这岂不是成为顺理成章之举！

　　四

　　1975年，我结婚了。妻子是北京人，运动中随父母去河南干校，在那里招工进厂。我当时仍在河北固安县教书。这样的联姻，前途未卜。

　　来祝贺的亲友不少，贺礼大多是枕巾、被面、茶杯、暖瓶、床单等实用之物。沈伯伯也来了，他的礼物可谓独出心裁——一个清乾隆时的“五蝠(福)捧寿”瓷盘，一只蝙蝠头上贴了一块用红纸剪成的“囍”字；另外，在一块拳头大的朱红腊笺上面，用他潇洒的行书写了如下字句：“祝两位多福多寿”。这两句的下边，又用小字做了注解：“为国家多做好事为多福，长寿则可为国家多做几十年好事。从文敬贺。”

　　应该说，沈伯伯这份不同寻常的贺礼及贺词，使我的婚礼升了格，并且定下了基调。

　　几年之后，我调回北京，和沈伯伯的联系更多了，父亲的一位老朋友、上海电影厂的一位著名导演，表示想把沈老的小说《边城》搬上银幕。沈老得到消息，一方面表示感谢，同时又显示出不可思议的淡漠。改编本还没有诞生时，沈伯伯在给家父的一封信中，就表示出对于“地貌已变”的巨大忧虑：

　　照最近的新闻报导，王村下面的风滩已改为发电二十五万千瓦的大水电站，那里两岸最美的景物，大致已全部永远淹没在水中。茶峒渡口已有个大桥，日有上千大小汽车往来。就我二十年前记忆，具有相同或更好看渡口背景的还真不多，一是沅陵附近马蹄驿(上官庄)村子，若值秋冬之际，四周山色红紫烂漫，简直像一件人间奇迹。即宋人最高明画迹中亦不及万一。另一是距自治州仅二三十里的张八岩，同样是一泓清水，四周远近山色红紫烂漫，最难得处，是一个渡口和小船，简直还保留千年不变。可是事实上这二十年人为变化，看来也早把原有景色的静谧，完全改变成乱哄哄生产区了……我估计受时间影响所失去的，肯定还不止这些。即留下的自然景物，部分虽不易变化，但成为公式新型红砖建筑，一排排既不适用、又不美观的玩意，却必然到处存在，就使人毫无办法处理它！

　　五

　　沈伯伯病了——在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之后，在他赴美探亲讲学之后，在由国外向着国内传递的“沈从文热”兴起之后。他几度住院，得到了力所能及的正规治疗。然而病魔却没有退却，第二次脑血栓发作后半年，他已然不能行走和讲话，当被抱坐在轮椅上，头也无力地向胸垂落。西医已没有办法。老朋友和弟子们见了，只能在心内默默叨念：“至多只几个月时间了，可怜的人……”

　　这时，南京来的一个年轻中医开始对沈治疗。他叫吴宗宁，南京人，“文革”中在苏北乡下插队，恰与沈伯母的一个晚亲在一块儿。吴偶然读了一本沈的小说，便敬仰沈的为人和才华。后来回到南京，吴便在一个粮库的医务室当医生。吴是个“怪人”，喜欢哲学，喜欢与有思想的人进行海阔天空式的探讨，习惯从各个角度对病人进行辨证治疗，其手法和道理常常是出乎常规的。他开的方子，一般中医看了连连摇头，因为毫无道理可言；高明中医看了连连点头，因为无懈可击。他专治疑难病症，专接被大医院“判处”了死刑的患者。也奇了，有一些这样的患者居然就在吴的手中“起死回生”了。吴的名声开始飞扬，甚至叶帅病危之际，中央曾从全国召集来十多位有“绝招儿”的草泽医人，其中竟也有吴这个后生晚辈在内……

　　沈伯伯第一次脑血栓时，吴闻讯就赶到北京“毛遂自荐”，可沈家不敢让他“上手”，原因是谁也想不到的——沈当时头脑还清醒，他根本不相信中医！即使如此，吴也毫不气馁，默默观察了好些天，每晚就和沈的儿子挤睡在一张单人床上。脑血栓第二次发作，沈已整日昏沉，大医院也毫无办法，于是沈家这才同意吴“试着来吧”。

　　吴的第一剂药“渺小”得惊人，一种小儿常用的什么“散”八分钱一管。为的就是解决沈排痰的困难。以往大医院为了解决排痰，请了多少专家会诊，把多少种复合治疗方案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终未见效。如今不料这一“散”下去，居然灵了，痰没了。以后的治疗过程不必详述，但奇迹终于发生——沈有了精神，头能够抬起并可以自由转动，慢慢恢复了讲话能力，慢慢能够下地行走……

　　吴与沈的关系是奇特的——因为沈不信中医也拒服汤药，吴便从南京购买中药药材(一为保证货真质好，二为价格相对便宜，因沈服中药从不报销)，制成粉剂装入胶囊。沈则“不辨中西”，糊里糊涂服用下去。吴每年都在季节转换时来到北京，住在沈家一段时间，白天只默默观察沈(大约就是“望闻问切”中的“望”)，夜里，则利用沈家丰富的藏书武装自己。据说，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马尔萨斯心理学》，认真读了，又推荐给沈。那是一个早晨，沈坐在藤椅上，一个小时居然静静读了十几页……总之，在沈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习惯家中不时出现这样一个“常客”。他安之若素地让吴给自己针灸，也许知道胶囊系吴所制，但不承认吴是自己的医生，更不相信自己一天天的进步是吴的医术所致。但沈确认吴是个好人，是个奇人，是个有思想的人，是个谈得来的后辈，总之，相信吴是个朋友……

　　沈的好转，赢得了许多老朋友对吴的尊敬。出于礼貌，许多人这样问吴：“您有家传吧？”“没有。”“您肯定是学医出身。”“我没上过大学， 只当过赤脚医生。”“您在什么医院工作？”“南京一个粮库的医务室。”“您如今……(想问工资、级别、职称之类，却又不好开口)”吴却一眼看穿，坦然相告：“我是工人，工资级别四级半，连初级职称也没有。”说罢便直瞪瞪地望着对方。

　　老朋友们惊异了，马上也感动了，因为眼前秉性奇异之人，和从文在自传中的“小学学历”“生性顽劣”等语如出一辙……

　　六

　　沈老去世之后，我到沈宅借了那本沉甸甸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准备回家细读一番。我心中总有个不解之谜：为什么这本书在国外获得盛誉之后，国内对沈还有一种“只有资料、没有观点”的背后议论？

　　当我拭净书桌、随即展开这本书的目录时，不禁有些吃惊，它不像我预期的那样——是一部总论，讲服饰与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笔法纵横捭阖，时有宏论警世；然后才是分门归类的图录及简短说明……沈摈弃了常见的这种“大手笔”写法，全书一上来就是一幅幅的图录及其说明，彼此之间并没有“系统”存在。

　　我沉吟了片刻，随意翻阅着。我翻到“七五·簪花仕女图”一页，我晓得这幅世传“唐周昉画”的名作。我是从唐诗开始接触古典文学的，近年编写京剧剧本，又翻阅过新、旧唐书，于是我就潜心阅读起沈的两千字说明。因图录仅是全画的一个局部，所以沈先约略介绍了画的全貌和作者。然后，沈集中笔力分析这幅画中的仕女服饰，有种种违反时代的漏洞，最后得出“此画是宋人(或更晚)据唐人旧稿而作，头上的花朵是后加的，项圈且有可能系清代画工增饰而成(清《皇朝礼器图》中有完全相同式样的项圈)”的结论。沈推导结论的办法，用的是系统论的办法——先单项再组合。单项，比如仕女所戴花冠，沈指出妇女花冠自唐中晚期直到北宋的发展历史，并附印历朝花冠式样作为佐证。组合，指出“蓬松义髻、上加金翠步摇已近成分配套，完整无缺。头上再加花冠，不伦不类，在唐代画迹中绝无仅有”。

　　我深深叹服了。方法是科学的，观点是明确的。尤其是在发现了“衣着材料和背景花木时令矛盾”、“衣上花纹平铺，和人身姿势少呼应”及“有的内衣且作红地蓝花大团窝缬”种种弊病之后，并且在推翻了周系此“千秋名画”作者之后，沈并没有高兴地大声疾呼，宣布自己取得了如何重大的科研成果。我觉得，沈的这种态度，就丝毫不低于他的发见价值。沈做学问是有观点的，但是内涵在短短的说明中。或许他认为，把问题搞明白、说清楚了，就是有了学问。■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