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文/本刊记者 杨列
编辑/张鹤
图片提供/北京金融博物馆
摄影/姜南
“浪子”“坏人”这些标签为什么会被用来形容一个企业家?从王巍的履历上,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安分的灵魂如何从体制内走到体制外,正如今天的他走出CBD写字楼奔走于各地演讲。今天的王巍,不只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一批践行者,也不是当年那个从“五道口”走出来的中国证券交易市场最早的策划人与推动者。在被业界封为“中国并购之父”的光环下,他正在成为金融博物馆的灵魂和当代艺术的重要推手。
2000年,几个台湾人在大陆购买关于并购的书,发现5本书中有3本的作者都叫“王巍”。回到台湾后,他们把王巍的照片印到杂志封面上,并赋予他“中国并购教父”的称号。这距离王巍放弃南方证券副总裁一职,下海创办万盟并购集团是第3个年头,也是王巍在中国着手做并购的第8年。从成功的企业家到一位当代艺术推手,王巍的艺术赞助之路还有很长。
从“浪子”到“并购之父”
王巍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那时,中国还没有“金融”这个概念。他在东北财经大学主修会计专业时,并没有觉得这个专业太重要。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建设银行辽宁某分行,他发现周围的人都在学习“数理化”,这让他觉得自己很“土”,于是他决定考研,但是考研也不能改变他生来的“金融命”。一年后,王巍被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录取,来到了北京。
从辽宁来到北京的五道口,让王巍觉得世界都换了一个新面貌。在老家,他是大学毕业生“有知识,有文化”;但在精英云集的五道口,身边的同学都来自于清华、北大,这让他感到“压力山大”的同时,也激起了他的好胜心。正是这种时刻充满压力的竞争环境,造就了王巍的“浪子”之心,也让他一生都在不断地“折腾”。
1985年,王巍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国银行总行。工作之余,他和一群朋友一起“折腾”了一所培训学校—北京财政金融函授学校。在这里,王巍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因为有了自己办学的经历,王巍深刻地认识到,这个世界上需要自己了解和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应该出去看一看。于是他拒绝了中国银行让他再工作一年的挽留,选择去美国留学。
1992年,王巍从美国福特姆大学毕业,同时带回来的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和想要大干一场的决心。早在国外时,王巍就收到了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以及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的消息。1992年5月回国,王巍就直接去了老朋友们工作的“联办”。他用从美国学习来的经验与方法,在4个月内就做成了一个7000万美元的基金并在香港上市。因为他是国内当时为数不多、有着丰富证券经验的人才,他被人民银行派往南方,参与南方证券的筹建。初到南方证券,王巍极力建议组建企业兼并部。但当“企业兼并”这4个字出现在他的名片上时,他却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儿,这让他想起“东汉末年豪强兼并”,似乎怎么写都泛着一股“土豪味”。
于是,他把“企业兼并部”改为更加中性的“企业并购部”,取兼并和收购之意,这就是“并购”一词的由来。这样的创举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并购的概念,所以他也被一些媒体直接点名说“食洋不化,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是他却看得很淡。“会玩概念,而且能踏踏实实地把概念玩好,并能创造一套标准。”—王巍如此评价自己。“在任何场合,我都说并购,而不是兼并。”就这样,他执着地把并购概念讲了20年。
在南方证券最辉煌的时候,王巍可以从容地做着并购、投行、基金等工作,并享受各种创新带给他的快乐。与此同时,他也要忍受在KTV看到“南方证券王巍副总裁今天定了包间”的横幅。以及陪着各种身份的人吃喝玩乐的无聊事。而客户对他的态度也让他感到不是很开心。1994年,王巍第一次见到任志强,当时证监会筹办人之一王波明组织了一个银团贷款,准备给华远公司贷款,王巍负责商业计划书。他找任志强要项目资料时,对方却对他大谈自己的计划,完全没有提及风险问题,好像自己才是出资方。那一次,直到贷款收回来,王巍都觉得没完全踏实。另一个海南企业上市的方案则正式成为他告别南方证券的导火索。当时他用很长时间做了这个企业的上市方案,他甚至亲自到街上找人给方案做装订,送给企业老总后,老总说了句“真好”,之后四五天内都没有联系王巍。王巍再次来到那位老板办公室时,发现落日余晖下,他精心做的方案上落了一层灰。当天晚上,那位老板领王巍到KTV见了很多人,见面就说:“你知道这是谁么?这是南方证券王总,现在给我做财务顾问。”于是,当1996年上海股市从500多点冲到1250点,深圳股市从900多点一直冲到4200点,中国股市迎来了第一波“大牛市”时,王巍从南方证券辞职了。
创立金融博物馆圆艺术梦
1997年,王巍创办了自己的万盟投资管理公司,离开了体制的束缚之后,他也成为“白手起家”的典范。“当时人们都觉得我是个‘坏人’,要不怎么会辞职?”王巍说。虽然今天的万盟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超过80家企业的并购项目,比如辽宁盼盼、中体实业、新希望等,但王巍还是把自己的服务对象定位于民营中小企业的并购项目。在成功地让企业走上正轨后,他在一次去美国考察的路上“阴差阳错”地踏上了创立博物馆之路。
2008年夏天,在全球次贷危机的阴影下,许多金融圈的人开始寻找历史痕迹。王巍看到一篇英文报道,说位于华尔街的美国金融博物馆的访客是以往年份的几倍,这让他很是好奇。在“很自然地”踱进美国纽约金融博物馆之后,他决定在中国也搞一个。“看完之后我好半天都没说一句话,彻底被震撼了。”他说,“最大的震动是,原来金融竟然可以这么表现。当年大萧条时消防员的队服被摆进了博物馆,因为当年华尔街的防火很重要。我看那些照片,才知道当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员都是睡在交易台上的,因为业务实在太忙了。”于是,在他甚至都没研究明白美国金融博物馆是公立还是私立时,就下决心也弄一个。经验告诉他,不要想太多,做出来再说。“就像谈恋爱,开始就想生儿育女的事,这恋爱就甭谈了。”
“为什么要做博物馆?”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在参观天津金融博物馆之后问王巍。说话一向爽快的王巍问答说:“人生就是挣钱和花钱两方面。花钱我比较简单,吃饭炒个土豆丝就行了;支援灾区我也捐,但只是杯水车薪;正好中国缺博物馆,我做金融博物馆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我很高兴。”在天津市政府的支持下,中国金融博物馆顺利开馆。第一个馆的成功也让其他城市向王巍发出了邀请,随后在苏州市、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基金博物馆和国际金融博物馆分别在两地落成。而对于艺术的爱好让王巍从博物馆运营初期就介入了艺术活动。在陆续做了20多个艺术活动之后,渐渐有人开始主动找他寻求在艺术上的合作。王巍觉得干脆做一个艺术中心,这样也更加贴切他对金融博物馆“金钱、权利、历史、艺术”的定位。
2012年,王巍与著名学者奈斯比特夫妇一起去798参加画廊的开幕展。在展览现场,他和奈斯比特夫妇分别看中了几件作品,与经纪人讨价还价了一会儿后成交。迅速升高的价格也让王巍感叹不已:“不过10年的工夫,当代艺术成为中国消费者的投资品。当年,我也有机会参与赞助了几次画展,如1999年的赵无极画展、2000年的“20人与20人”画展等。那时区区几十万元便可以在艺术圈中成为大手笔了,而今天一幅画动辄上百万元,记得我当时为一个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展览专门写个序,读了许多书,也见了许多今天都成为大师的人物,如张晓刚、方立钧、刘炜、周春芽、栗宪庭、叶永青、曾浩等。由此多少也沾了点气息,当代艺术馆成为我每到世界各地的必游节目。尽管中国的股市和地产成为成长奇迹,但与当代艺术比,不过尔尔。”
金融推动艺术你来不来?
和创建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同为“五道口”毕业的戴志康不同,王巍建金融博物馆的初衷就具NGO(非政府组织)色彩。但在运营的过程中,王巍却也不断遇到哭笑不得的事。“有人说我背后一定有阴谋,一定是背后有套儿,做博物馆背后就是敛财。”事实上,如何运营博物馆,他也在摸索中。“如果我知道怎么做博物馆是最好的,我就不愿意做了。”这是他给质疑者的回答。2013年1月,在北京金融博物馆艺术中心,王巍宣布了这家新成立的艺术机构未来将主打当代艺术板块,打造全新的艺术平台。在启动仪式上,王巍邀请洛克菲勒家族第五代掌门人斯蒂文·洛克菲勒、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分别做了讲演。按照他的话来说,历史上艺术也是由金融来推动的,例如梵·高的《向日葵》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众所周知的故事。王巍本人也从10多年前就开始接触并赞助艺术。今天,在万盟并购公司总部王巍的办公室里就挂着一幅周春芽的太湖石。
早在1997年,王巍就开始接触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批人,包括方立钧、周春芽、叶永青、栗宪庭等。20世纪70年代,王巍就阅读了丹纳的《艺术哲学》。留学美国期间,他还专程跑到费城艺术博物馆观赏法国印象派的作品。
万盟接手的第一个并购案是帮助辽宁盼盼集团完成私营化改制,盼盼集团前董事长韩召善给了王巍100万元的财务顾问费。正巧,一位朋友正在策划的“新形象·中国当代绘画20年”需要资金,王巍便把这笔钱交给了她。之后的“赵无极六十年回顾展”“都市营造—2002上海双年展”,王巍在资金上也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在那之后,王巍又结识了陈家刚和吕澎,随后王巍便打开了四川艺术圈的通道,与周春芽、叶永青彼此熟悉起来。
说来有趣,艺术家吴冠中先生在与他交流时,竟然表现出对企业重组与并购事务的好奇与兴趣。王巍回忆说:“我曾有幸与吴冠中接触过。一次是在他80岁时办的故宫画展上,我们聊天,他居然让我讲讲什么是企业重组和并购,而且看上去听得很专注,两眼炯炯有神,让我印象深刻。再次是大约2000年的时候,我参与赞助了赵无极在北京的画展,在全聚德酒店请赵无极吃饭时,他老人家也在席间。看到赵无极颇为自负地侃谈,时不时用法语,吴冠中默默不语,但明显感到他客气地表示不满,不以为然。”
在好友艺术家叶永青的眼中,王巍是他所认识的企业家中非常热心文化与公益的一位,尤其对艺术与资本和社会互动的可能性,王巍不仅仅停留在思考与谈论层面,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我和王巍认识时,是他赞助赵无极展览的时候。为艺术展览谋求赞助,是早年艺术与企业家结缘的开始。只不过大多数人由此走上了收藏之途,开始关注艺术的市场价值;有的人则偏向于成为行业投资的市场人士。但王巍不同,他的兴趣始终专注在艺术的文化与精神价值层面,并希望借此转化出一种社会关怀和教育功能。其创办的金融博物馆筹划的系列艺术活动以及展览,都体现了他这样的抱负和愿景。”
除了实现艺术与文化的结合之外,王巍还身体力行地发动身边的金融大佬一起参与到艺术收藏中来。多年前,王巍到云南登山,其间不忘邀约众地产大佬来大理一聚,讨论如何在司空见惯的商务论坛中渗入艺术家的影响以拓展边界,甚至希望可以推荐一些青年艺术家的资源和计划。“我想,由企业家带动的对艺术的关注与交流,有益于形成一种超越文化圈子的社会互动,并建立起艺术系统与企业文化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既为艺术自身提供生机与活力,也使社会生活拓展出创意与想象的空间。”
叶永青的话很好地概括了王巍对艺术的看法。王巍先后赞助了30多个艺术展览,他对艺术更多的是“好奇”。赞助赵无极画展的时候,艺术家本人曾送给他一张画,但他转手就送给了朋友。“我把很多画都送人了。因为没觉得是钱,没这个概念,好玩嘛。我从来没把这个当成投资的事儿。”对于收藏,王巍并没有太多用心。在他看来,收藏重要的不是拥有,而是分享。艺术品对他来说“像朋友一样,你高兴了喝杯茶在一起,暂时拥有他一会儿,有别的兴趣了,他可能跟别人了,来去简单自由”。
对于金融博物馆艺术中心的未来,王巍希望除了对金融圈进行艺术启蒙外,它还能成为推动当代青年艺术家发展的平台。至于外界的种种揣测,他坦然地说:“我也不非去证明自己是好人了,让历史来证明吧!我可以提供免费服务,你来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