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偶像、政治偶像、艺术偶像,这些曾经深埋在内心的偶像底片此次被王广义一一揭开。日前,“偶像的底片——王广义个展”在798泉空间展出。这是其2011年开始创作的新系列“新宗教”的首次集体展出,王广义沿用了其迷恋的波普艺术的手法,将熟悉的古典宗教绘画到政治人物的形象、图式、符号进行了底片式的还原。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王广义指出“偶像的底片”无论从创作构思、内涵到创作细节中均含有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让我很兴奋,这是最大的挑战。这是我对艺术的一个看法,艺术就应该提供一个不确定性。”该展将展至12月31日。
新系列 偶像的底片赋予不确定性
王广义告诉记者,“新宗教”系列开始于2011年左右。最初构想是追溯自己成长中所经历的,包括从小的教育背景,成长中所受的领袖的影响,以及作为艺术家对西方艺术史的学习和了解,这几乎就是“两条文明的线索”。在这一思路下,王广义创作了《新宗教——关怀》等作品。此次出于对泉空间在空间上的认可等原因,王广义有了此次新作展,并自己策展,“一开始他们问我要不要找策展人,但我觉得自己来做更直接。”
不过自己做展首先要面临的便是定展览名。偶然的一次,王广义写着写着,就写出了“偶像的底片”五个字,“想到这个名字时,我就把整个事情都想清楚了,这个名字特别恰当地呈现了我的这个系列,”王广义告诉记者,宗教偶像、政治偶像、艺术偶像影响了他今天的生活,而青少年时期的这些影响其实一直作为底片存在,“对我个体而言,这些底片常常浮现出来,这些偶像影响了我的生活、我现在所有的行为。而放大点说,对每个人来说内心都存有偶像的底片,不经意间也许便激活了那个存在你心底的底片。”
在王广义看来,偶像的底片“意义特别复杂,特别不确定。”因为“新宗教”“相对还有确定感,我们会有个脉络来理解,但偶像的底片则极其不确定。”
新手法 运用照片负片创作,能够吸引人
新展亮相的大型油画作品均有着我们耳熟能详的形象、图示或符号,它们或来自古典宗教绘画,或是政治人物形象。特殊的是,王广义均采取了照片负片的形式。
王广义告诉记者,大学洗照片时便觉得底片特别有意思,“眼看着底片慢慢浮现出来,有一种精神的存在。”他说,当时自己将底片对着光看时,感觉负片“比正片更有魅力。”
为此这个记忆的底片在最新的系列创作中被激活了,“新创作与那个记忆有关,如果不是用负片的方式来画,应当说很难有意思,很难吸引人。通过照片负片的方式来创作,会让观者有记忆的熟知,但突然又陌生化。”
尽管运用了照片负片的形式来创作,但王广义不否认新系列中其依然沿用了波普这种语言方式。王广义说:“我之所以迷恋波普的手法,是因为我们今天创造的所有事物都与历史相关。艺术家一进入创作状态,在此之前发生的文化事实都会在你头脑中浮现。”
■ 创作故事
“最后的晚餐”当风景画来画
二十几年前,我曾经画过一幅“最后的晚餐”题材的作品,当时我将眼睛和五官都去掉,是很概括的创作。前两年我想再画这幅作品,突然想到二十几年的感觉,不过要找到一种语言。
当时我还有个想法,是想把《最后的晚餐》当成风景来画,所以选择了屋漏痕这种语言。虽然我没有学过传统国画,但在骨子里传统绘画对我构成了影响。在传统绘画中便有一种屋漏痕的语言,是说雨水留下来的痕迹,对我特别有魅力,那完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这种痕迹极其自然。我们在农村都看过这种痕迹,这是对农业文化最图像式的记忆。
我也想尝试用屋漏痕的手法来创作一下。先是在纸上画了些小稿,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开始大画的创作,它由八块画布拼在一起,每一块都是2米×4米。我站在升降机上,从最左边一组开始画,画完就先等着这些色彩流淌。流着流着感觉很有意思,流淌的效果完全是不可控的。虽然很模糊,但形象是可辨识的。这种不确定性也让我很兴奋。
其实这种想法挺带有解构主义色彩。我觉得如果用其他语言来表达,在意义上无法构成很复杂的冲突。而东方的屋漏痕语言和《最后的晚餐》原作之间则构成了东西方文化冲突,我对此很感兴趣。其实你在看这幅画时,如果离画作10米,画面是特别清晰的,但等你走到离画面1米时其实看到的是风景,就像自然中的风景凌乱无序。 口述:王广义
有委拉斯凯兹、博伊斯,呈现几重困惑
左边的画面是一宗教公案,我们如何向人类解释Sindone,Sindone翻译过来就是裹尸布的意思。这个问题几乎是西方文化的基础,这是作为西方文明最重要的实证材料,有了它才有了所有的基督教文明。当然在西方也存有争议,认为这块布是不是真的,是否有这块布?如果没有那便意味着基督的存在都是虚构的、文明的起点是荒诞的。
关于这方面,西方有无数著作在论述。我是偶然看到觉得很有意思。但用艺术的方式怎么表达?就画这块布?我觉得太直观了。我找到了委拉斯凯兹的《英诺森十世像》,在宗教里英诺森十世是非常著名的人物,这件作品也是西方名作。
而右边那幅则是博伊斯抱着兔子,这是博伊斯很著名的作品《如何向死兔子解释绘画》。左边和右边的这两件作品则代表了宗教的困惑和艺术的困惑。而中间那把椅子,则是博伊斯行为艺术中使用过的一把椅子。我把裹尸布用充满敬意的放法放在这把椅子上。
通过这三个画面我想说的是这件事情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宗教的方式是一种,而艺术的方式则是博伊斯向死兔子解释绘画的方式。这三者没有逻辑关系,但呈现了几重困惑。 口述:王广义
C08-C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健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