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益璇
关于父亲及那个时代家里的一切,其实我所能表达的甚少。就算有些记忆,也不是刻意去记住的,是顺其自然地留存在脑海里的。所以记录下来的种种,只是跳跃式的点滴而已。因为是“过去式”,时间、人物、地点及情节的错漏肯定难免。但我通过文字的书写,使自己对父亲的怀念得到了很大的满足,这无疑是情感上的一次盛宴。——傅益璇
父亲和他的酒
父亲有一方非常著名的白底朱文闲章,刻着“往往醉后”四个字,通常会钤在他的得意之作上,颇有些自嘲的意味呢!
但父亲确实是爱喝酒的,一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是艺术界人所共知的。 酒对于父亲有很深的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绘画艺术里,酒更是起着微妙的作用。比方说,父亲构思画作时总是有一杯在手,以畅思路。在画的过程中,亦要有一杯来振奋情绪。当画得顺手时,则要喝一杯一鼓作气。不顺手时,更要喝一杯来排忧解难。如大功告成,兴奋之下那就更要痛饮几杯了!平日里和朋友高谈阔论时,一杯在手那是常事,就是晚上灯下读书也常有一杯相伴。总之,在父亲的生活中,酒是无处不在的。
在傅厚岗客厅的黄色柜子里总是放满各种酒的,有绿豆烧,有五粮液,还有汾酒和茅台。但父亲平时常喝的却是高粱酒,有段时间也爱喝金奖白兰地。我印象最深的是五粮液,因为有一次母亲错手打碎了一瓶,家里顿时弥漫着浓浓的酒香,足足熏了我们几天呢!
父亲一直有血压高的毛病,所以父亲无酒不欢的习惯,母亲一直是非常担心的。除了经常劝阻之外,甚至将酒瓶藏起来,佯作家中无酒。但母亲为人太老实,是怎么也“玩”不过父亲的,往往黔驴技穷,自动拿了出来,总之是照喝不误。我曾多次见到父亲将高粱酒瓶藏在中式长衫的宽大袖筒里,悄悄地带到楼上画室。对父亲那种“不要告诉妈妈”的风趣表情更是心领神会!小时候经常见到父母亲为酒斗法,十分有趣。
在傅厚岗的客厅墙上一直挂着一副清人的对联,镶着精致的红木框,上联是“左壁观图右壁观史”下联是“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好像是隶书,豪放而潇洒,据说是一个和尚写的。每当父亲手捧一杯微呤之时,我总是要偷偷笑他只能“学仙”而不能“学佛”了,因为父亲总是“有酒”的呀!
不知为什么,父亲的酒在我心里也成了很重要的事。记得我十岁那年,在一个大雪之夜,家里有客人来吃饭而酒却不够了,母亲正发愁,我就自告奋勇要去买。谁知雪深路滑,寸步难行,我不断跌到又爬起来,但双手紧抱着的金奖白兰地却没打烂。
一九六四年我随学校去苏北涟水县参加“四清运动”,听说有个工作队长是泗洪县“双沟大曲”酒厂的厂长,就立即想起父亲爱喝此酒,几经拜托终于买到两瓶顶级的。待过年回家时,像宝贝一样抱在怀里,在长途汽车上颠簸了六个小时才带回南京。父亲见到非常高兴,连连感叹说:。“我璇子也会帮我买酒了……!”见到父亲十分欣慰,我还后悔没有多买些给他。谁知第二年父亲就去世了,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为他做这件事。
说起父亲喝酒,在我们家里是时时能体会到的,我虽然从未见过父亲喝得大醉或酒后失态,但如果是心情不好又喝多了的话,就会在我们兄妹身上发现许多他不满意之处,甚至为一些平时并不在意的小事和母亲发生争执。照母亲的说法是“找碴”,照现在的理解就是“要个说法”,令母亲哭笑不得。而且往往是一家人晚饭时候,所以母亲也常因此而吃不好饭。我们当然是绝不敢出声的,唯有赶快吃完溜走。这是我唯一不喜欢父亲喝酒的时候。
父亲也深知这种癖好是个隐患,称之为“病”,而且还说“二十年来,此病渐深”。但又细数唐伯虎、陈老连、高凤翰、许介友等大师皆有此癖,就连他最敬佩的日本大家辛野梅岭、桥本关雪等都是同道中人。更令人无奈的是他似乎不以“早逝”为虑,因为唐寅、徐悲鸿皆早逝。总之,父亲对喝酒虽然有些无奈,也并不理直气壮,但“喝酒有理”的心态是毫无疑问的。
酒和父亲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并不只是“爱喝酒”那样简单,其中的心态也不是别人可以真正理解的。当我站在父亲的画面前,感受那蒙蒙烟柳里荡漾的春意,那如醉的枫林里透出火一般的炽热,还有那满纸潇潇的泼墨山水,烟雨弥漫的苍凉,更有那气势磅礴、奔腾不止的瀑布,都会深深地被感动。这样的心胸气魄,这样澎湃的激情,手中的笔,面前的纸,又怎能表达万一?艺术家生命里的激流冲破了这一切,怎一个“醉”字了得?我大概是能明白父亲在“往往醉后”里蕴藏着的巨大的热情。
父亲是死在酒上的,一九六五年九月,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落成,父亲为此画了一张大画,东道主派了一架飞机来接他去参加典礼。父亲爱喝酒的名声远播,各方人士热情有加,从下飞机就没停过喝酒,都是高浓度的茅台。几天下来已经远远超过他能承受的酒精量,加上旅途劳顿,应酬不停,直到上飞机回南京。听母亲说,父亲回来后心情很好,但很疲倦,脸色也差。晚饭后就如常去午觉,并叮嘱母亲几点钟一定要叫醒他,因为下午要去省人委开会,不可误事。这时正好有朋友来聊天,忘了时间,等到母亲匆忙赶上楼时,父亲己呼吸急促,脸色发紫,嘴唇发乌,差不多已陷入昏迷。母亲慌了手脚,冲下楼去打电话,突然听到父亲大叫了一声,震耳欲聋,然后就彻底地静了下来……。父亲就这样走了,事先没有人可以料到,当然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临终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我深知是酒害了父亲,令父亲过早去世。但我并没有记恨父亲的酒,也没有后悔当时没有坚决地阻止他喝酒。父亲喜欢喝酒,自有他的道理。也许他在微醺之中,能感受到心灵的翅膀无比的自由,冲破那些压抑在心里的晦喑和苦闷,释放出一切。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很久远了,家中兄妹已无人饮酒。但每逢清明去拜祭父母亲时,我仍会绕着父亲的坟墓倒上一瓶上好的茅台酒,让那竹林掩映的墓地弥漫着浓浓的酒香,我深信父亲是一定能闻得到的。
父亲和母亲
父母之间的感情是很好的。和谐中有一种情投意合的默契,欢声笑语中充满了诙谐的乐趣。当然也会有争执,但大多是母亲让步了事,绝不会冷场,因为他们之间有太多的话要说。
父母之间的互敬互爱是出了名的,父亲每到一处都要给母亲写信,甚至一个月要写二三十封,传为美谈。父亲终其一生给母亲的信几乎要用箱子来装。听母亲说,父亲当年在日本时,对于“写家信”,是一丝不苟的,事无巨细都会一一道来,几乎每天或隔天就会有一封。为了让母亲收到的信都是整齐的,父亲还特地去买了一批同样的信封信纸,洁白光滑,上有暗红色的竖线,很精美。我小时候为了淘气常去翻弄母亲的东西。但父亲的信我是看不明白的,不过每封信的开头都写着的“慧妹如见”,却让我觉得新鲜有趣,就跟在母亲身后大声地叫嚷着:“慧妹如见!慧妹如见!”弄得母亲哭笑不得,不胜其烦,直要找“鸡毛掸子”追打我呢!
父亲在日本期间写给母亲的信足足有几大本,母亲用深红的缎子作封面,请人装订成册,在封面开合处还系上了金色的丝带,一直收藏在母亲床头柜的抽屉里,是母亲的心爱之物。那里面有父亲在日本的学习、研究、生活的最原始的资料,弥足珍贵。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当做“垃圾”丢掉了,这对母亲是一件很沉重的伤心事,她为此难过了很久。
母亲跟随父亲在四川住了八年,是很吃了些苦的。父亲在忙他的事业,一家老小都丢给了母亲。她不但学会了自己做衣服、做鞋,还腌得一手好泡菜。不管是萝卜还是圆白菜,只要丢进母亲的泡菜坛,不要一两天就会变成粉红色、半透明的泡菜,麻辣、酸香、清脆,川味十足。父亲是不吃任何小菜的,说那是“女人吃的”。但母亲说她吃了整整八年。
父母亲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为生活,为事业,为儿女,历尽艰难,始终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父母亲通常还在二楼的画室里谈话,兴致很高。那种江西味道的嗡嗡声,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伴着我入睡。听见有咚咚的脚步声下楼,就知道是母亲去厨房拿皮蛋给父亲下酒了。
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大部分是和父亲的画有关,遇到疑问时母亲就会去查找书籍资料给父亲参考,有时也会有小小的争执。许多画作的题材、画名都是这样讨论出来的。
母亲曾说过,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在南京大学任教期间,每年的寒暑假她都要放下南昌的一家老小来南京看望父亲,天天陪他去图书馆查善本,抄书。南京冬天极冷,母亲手上生满冻疮,痛痒难忍。几十年来未痊愈,每到冬天必发。
父亲和母亲,终其一生都活在对方的精神世界里。就像现代婚约誓词里说的那样,不管逆境或顺境,都相互欣赏并慰藉着彼此。他们之间的感情是远远超过“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境界了。
在母亲的心目中,父亲是个真正的男子汉,热诚豁达、豪爽而重情义。无论是他响亮的嗓门,震耳欲聋的鼻鼾声,还是他的“往往醉后”,甚至不修边幅、不拘小节无疑都是可爱的。而令母亲一生最为激赏的是父亲的聪明,说父亲是无处不聪明的。当年在四川乡下躲避战火,物资供应奇缺,一家大小所穿的鞋子都要自己动手做,但是要“鞋帮”和“鞋底”连接起来不长不短恰好,却有着高深的“几何”问题。父亲见母亲无法应付,就看了看鞋底的尺寸,随手画出了鞋帮。结果一上去刚刚好,母亲说真是天才,因为父亲是从未接触过这类事的。
母亲对父亲的突然去世是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一时之间很难接受,几乎崩溃。在极度伤心之下,曾有过服安眠药轻生的念头。终究是子女众多,妹妹们还小,不忍割舍而硬撑了下来。但内心的悲戚始终挥之不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无法恢复。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母亲亲眼看见许多和父亲一样的人所经历的遭遇,不管你有什么身份,有什么文化,有什么建树,有什么尊严,甚至有什么功劳,都像狗一样被对待,甚至不如狗,纷纷自杀的消息震惊着每一个人。不寒而栗的母亲终于明白父亲是逃过了一场大难,因为她深知父亲的秉性,这样的人格侮辱是父亲无法承受的,悲惨的结局是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的。与其看见他遭受残酷的对待,那母亲是宁愿父亲早早离去的。母亲曾说:“爸爸真是聪明,知道什么时候该走。”
有人说,父亲的艺术成就里有母亲的一半,应该是这样的。但母亲从少女时代就热爱还是穷小子的父亲,义无反顾地追随其一生,是不知道父亲将来会有什么成就的。只是父亲身上拥有的那种优秀的品质、无比的潜力给了母亲强大的力量。而这种情感的力量对于父亲的事业当然是意义非凡。■
(本文节选自《傅家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