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头与《高老头》

　　张瑞田 

　　查傅雷年谱，得知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高老头》译于1944年12月。此前，傅雷在上海美专任教，事不遂愿，便潜心翻译法国文学名著。

　　我对法国文学的了解，依赖的是傅雷的译著。尤其是巴尔扎克与罗曼·罗兰的小说，给我们的阅读美感，既有作家本身的能力，其中不能忽视的环节，则是傅雷那支如诉如泣的译笔。

　　人到中年，依然记得三十年前读《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感受，沉郁的琴声，青春的泪水，诗意的渴望，不懈的追求，让我们懂得了岁月的凝重，看到了生命的归宿。对文学似乎有了一点理解，始知傅雷的译笔不同凡响，他翻译的文字，甚至被誉为“傅雷体华文语言”。

　　傅雷的1944年总是在我的眼前放大，这一年他为黄宾虹策划并举办了“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这个展览不仅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名作”，也让更多的人理解了精深博大的黄宾虹。也是这一年，傅雷翻译了世界文学名著《高老头》，准备交由骆驼出版社出版。

　　那个时代，出版一本书谈何容易。骆驼出版社经过二十个月的审稿、修订、排版、校对等环节，定于1946年8月出版。1946年1月4日，也就是傅雷与骆驼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后，他致函黄宾虹，请黄宾虹为《高老头》题写书名。他在手札中说：“……拙译法国名家小说一种，近将出版 ，拟恳先生赐题书面‘高老头’三字，用楷书白纸无行格者尤妙，并乞日内即寄。冒渎处不胜惶恐。……”。傅雷以“志在必得”的语气请黄宾虹“赐题书面‘高老头’”，由此可窥傅雷与黄宾虹的深厚友谊。

　　的确，黄宾虹5日后复函：“……承属拙书，不能佳，请甄择之。……”

　　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黄宾虹题写的“高老头”三字。不过，对于黄宾虹的书法，我是略知一二的，他如果按照傅雷的要求用楷书题写，清癯的线条，瘦劲的字迹，与《高老头》的苍凉与寥廓十分契合。

　　1946年，内战正酣。围绕《高老头》书名的题写，两个人的忧患之情不能去怀。在这通手札中，傅雷难掩忧愁：“……近见《大公报》载北方通信故都政况，似与此间同样混乱，民间疾苦到处皆同，甚或较敌伪盘踞时尤甚，和平虽降，国难未已，奈何奈何。……”

　　对于傅雷的忡忡忧心，黄宾虹懂得，这一年他82岁，也是老头了，他以老朋友的口吻徐徐道来：“……目今北方状况同于东南，报纸所载不为失实。艺术救国，即遏人欲于横流，俾循理自然之中，无所勉强，诚为急务。尊译法国名著，谅多裨益艺术方面。居多得有趋向方针，以为长治久安之计。……”

　　在黄宾虹看来，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有“长治久安之计”。为此，他很快写出了“高老头”三个字。■

　　(作者系书法评论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