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前,有一次毕加索接受采访,当被问及艺术和政治的关系时,他写下一段宣言,“你以为艺术家是什么?画家是单长了眼睛的傻瓜?音乐家是单长了 耳朵的傻瓜?不单如此,他们也是政治的个体,对世间的恐怖、激情或快乐充满警觉。”他写道,“艺术不是由装饰性元素组成的,它是面对敌人的进攻和防御武器。”
这番豪言壮语也许可以作为英国泰特利物浦美术馆即将举行的展览的主题词。“毕加索:和平和自由”将艺术家作为政治个体进行考察,在此,毕加索不仅是天才艺术家,他更是政治活动家、共产党员与和平主义者。
在毕加索漫长的一生中(1881-1973),他见识了世界的动荡,从1898年的美西战争,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他了解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平主义和斯大林主义。1944年,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自此再未离开。
艺术:进攻和防御武器
此次展览中最受瞩目的作品是1944-1945年创作的《藏尸所》,这是毕加索继1937年的《格尔尼卡》之后最重要的控诉战争的作品,画面描绘了死 亡场景,大规模的屠杀和肢解。同时期他创作了另一幅作品《瓶子、蜡烛和砂锅》(1945),而《藏尸所》中,同样的场景再次出现,只是,在这里,一切都没 有颜色,希望的象征——蜡烛——也熄灭了。就如同他自己所言,《藏尸所》是进攻和防御武器:对真实的记录、对战争的控诉、绝望的嚎叫,关于奥斯维辛的一曲 抒情诗。
此外,《为法国而献身的西班牙人的纪念碑》(1945-1947)、《被强暴的萨宾妇女》(1962)等作品也将一同展出,后者在古巴导弹危机最高潮的时候绘就,当时整个世界几乎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以个人的名义战斗
毕加索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员,1944年他加入法国共产党时表示:“我毫不犹豫地投奔共产主义……那些可怕的压迫(占领)让我意识到,我不能仅仅通过艺术去战斗,也要通过我个人。我总是一个流亡者。现在我不再是了,在西班牙欢迎我回去之前,法国共产党向我张开了双臂。”这似乎是一个关于回归精神家园的 动人故事,而他也确实为党贡献颇多。
1949年,法国的共产主义日报《人道报》披露了毕加索向加莱海峡的矿工捐款100万法郎,他的馈赠不仅于此,毕加索本人就是共产党的极好的代言人。 他的情妇费尔南德·奥利佛在回忆录《亲密的回忆》中,认为毕加索属于“更广泛的19世纪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传统,蒲鲁东、托尔斯泰、约翰·罗斯金、威 廉·莫里斯”。然而,也有评论认为,毕加索和托尔斯泰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有一部作品名为《战争与和平》,他其实是无政府主义者,在他的朋友圈子里,“毕加索流氓”是他的绰号。
“苹果也可以是革命的”
毕加索的《和平鸽》在冷战期间成为对于和平运动和全球的希望的象征。他的石板印刷的扇尾的鸽子被选为1949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和平大会的招贴 海报。毕加索后来对该形象进行了各种改动,运用在此后数届和平大会上。毕加索为他女儿取名为“Paloma”——西班牙语的意思是“鸽子”,他女儿出生在 巴黎的和平大会举行的那个月。
事实上,很多画家都是清晰生动的诠释者,艺术与思想(包括政治思想)并非不能兼容。但调色板的政治极少如此清晰明了,“不需要画一个配枪的男子,”毕加索说,“一个苹果也可以是革命的。”
毕加索1944-1973年期间的画作频繁涉及各大历史时刻的人类冲突,同时,也时刻表达着渴望和平的讯号。展览展示了这位艺术大师丰富内涵中的一层,他是艺术家中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