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藩：为情所累的艺术政治家

　　　在之后的时间里，蒋碧薇把自己一生的恋情写入了50万字的《蒋碧薇回忆录》中。她与徐悲鸿的婚姻维持二十多年，与张道藩的恋情则长达四十多载，最后都以悲剧收场。

　　张道藩与蒋碧薇

　　本文作者：蔡登山

　　张道藩说：“我生平为了文艺，在极困难的时候，只好自己站出来打前锋。俗语说：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当然是一种牺牲。但做革命的文艺工作，总要有人肯牺牲——— 即使入地狱，只要能对国家民族有利，我也要把地狱看成天堂。”

　　谈起张道藩，人们马上会联想到蒋碧薇、徐悲鸿、孙多慈等名人。蒋碧薇十三岁那年由父亲做主定下亲事，但几年后，徐悲鸿却闯入了她的生活。其后，一心想挣脱封建思想束缚的蒋碧薇随徐悲鸿一起私奔日本东京，然后又同赴巴黎留学。1922年，在德国柏林，他们认识了青年画家张道藩(1897- 1968)。徐悲鸿回国后，蒋碧薇还留在巴黎，和张道藩等经常在一起聊天、跳舞，张对蒋殷勤有加。1926年2月，张道藩在一封长信中正式表达其对蒋的爱意，蒋予以回绝。此后，张道藩和法国姑娘素珊(中文名郭淑媛)结婚。1930年，张、蒋、徐三人又一次在国内相逢。徐悲鸿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而张道藩已当上了南京市政府主任秘书。之后徐悲鸿移情别恋爱上他的学生孙多慈，1945年，徐悲鸿登报声明与蒋碧薇离婚，并在次年与廖静文喜结良缘。蒋碧薇从此成为张道藩的情妇。素珊在得知真情之后，多次要求张与蒋断绝关系，但张道藩却不予理睬。1958年张、蒋关系走到尽头，1960年底，张道藩与妻子破镜重圆。在之后的时间里，蒋碧薇把自己一生的恋情写入了50万字的《蒋碧薇回忆录》中。她与徐悲鸿的婚姻维持二十多年，与张道藩的恋情则长达四十多载，最后都以悲剧收场。

　　创设“文奖会”，要求政府善待作家

　　张道藩一生官衔太多，曾连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在党务、行政、教育、文化等领域都曾担任要职。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说：“我若去了，不要把一些官衔刻在我的墓前，我只希望在一块石头上刻上‘ 中华民国文艺斗士张道藩’几个字，便心满意足了……”

　　1949年1月以后，大陆局势逆转，4月下旬张道藩从上海飞往广州。后来在某次中央常会中，提议裁撤“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运会”)，将原有业务归并到中央宣传部，结束这个在他手中创设、已有八年多的“文运会”。12月底，中国广播公司在台北改组，他当选为董事长，直到1954年5月卸任。

　　1950年春，张道藩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创设“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简称“文奖会”)，奖助富有时代性的文艺创作，直到1957年7月结束。在七年多里，奖助作家超过千人，对台湾上世纪50年代文艺思潮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年5月4日，又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先后设置了小说、诗歌、散文、音乐、美术、话剧、电影、戏曲、摄影、舞蹈、文艺论评、民俗文艺、新闻文艺、广播电视文艺、国外文艺工作、文艺翻译、大陆文艺工作、文艺研究发展等十八个委员会。他重视青年的文艺教育，他指出文艺最可贵者在创新，创新的希望在青年，他在《我对文艺工作的体认和期望》中说：“为了整个文学的前途，文艺事业必须后继有人……不是要青年向我们看齐，照着已有的老样子摹写，而是要我们看青年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是否有新颖的独特的地方，依循他们才性之所近，来引导他们不断进步，发展他们的创造力”。同年8月，“文协”和教育厅合办暑期青年文艺研习会。10月，“文协”成立小组，义务为文艺青年批改习作，而他接任《中华日报》董事长，更增辟中学生周刊，约作家50人为中学生修改作品。“青年重要。”他总是这么说。

　　作家王鼎钧特别提到青年小说家冯冯的例子。冯冯当时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微曦》，长度超过100万字，起初，他把这部小说送到《中央日报》副刊，据形容，冯冯把稿子装在面粉口袋里扛在肩上。《中央日报》副刊版面无法容纳，劝他精简成20万字，冯冯当然舍不得。1964年4月，《微曦》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嘉新水泥公司捐款成立文化基金会，设置文艺奖金，冯冯把《微曦》送去。冯冯出身军旅，刻苦自修，风度甜美可亲，引起董事长王云五的关注。云老特别请张道藩负责审查《微曦》，那时张道藩已68岁，连年抱病，仍然花了一星期时间，把这部超级长篇一个字一个字读完，还写了5000字的“概略”，以便思考衡量，他给《微曦》很高的评价，冯冯得到最高奖金。这一年，冯冯27岁。冯冯后来当选“十大杰出青年”。他的成名，跟张道藩的肯定有相当大的关系。

　　王鼎钧又说：“台湾在五○年代号称恐怖时期，政府对文艺作家百般猜疑，而作家多半以对现实政治离心为高，两者互为因果。道公实在不愿意听到某某作家被传讯了、某某作家被拘捕了，他曾多次要求政府善待作家，委委婉婉见诸文字：‘不要计较他们的小节，待之以朋友，爱之如兄弟，引导他们的趋向，发挥他们的天才，激励他们的志气，替国家社会多多效力。’他也非常希望作家换一个眼光看现实政治，有时见诸文字：‘在文艺的世界里，能够解脱现实的束缚，追求理想的自由，以智慧代替权力，以和谐消融矛盾，以喜乐化除痛苦，以博大的爱心宽容偏狭的憎恨。’”

　　执掌“立法院”，质询吴国桢

　　1952年3月，张道藩继刘建群之后担任“立法院长”，迄1961年2月获准辞职为止，历时9年，这也是他一生当中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在院长任内，他尽心尽力，任劳任怨，充分发挥议长的功能，也表现了他巨细靡遗的行政干才。此外，他大公无私的清廉操守，更赢得全院同仁一致的赞扬。

　　1954年3月，吴国桢在美国提出批判政府的尖锐言论，被称为“吴国桢事件”。其实吴国桢一直都是蒋介石的宠臣，蒋下野后，吴国桢随蒋四处行动，作为他的幕僚，出谋划策，并在1949年8月1日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内任职。吴国桢对台湾政治有所动作，此亦种下了陈诚对吴不满的远因。国民政府迁台后，蒋为争取美国支持与经援，任命和美国有良好关系的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然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为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并给予美援，吴国桢的地位也因此下降，与蒋经国和彭孟缉的特务系统也不断发生冲突。1950年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无辜被捕，吴下令放人。台湾保安副司令彭孟缉执行蒋经国命令，坚不放人，先判死刑；由于吴的反对，经蒋介石出面，改判七年徒刑。吴国桢已完全无法再与蒋经国共事，蒋介石曾派黄伯度传话，许以“行政院长”之职，要吴好好与蒋经国合作，愿当院长兼省主席亦可。但吴一概拒绝，偕妻上日月潭，声言非准予辞职不下山。后来在下山时，吴的座车前轮与主轴联接的地方，疑似螺丝松动，是经人动过手脚，吴国桢几遭不测。1953年4月，吴国桢辞省主席职，同年5月24日，吴与妻子前往美国。

　　1954年1月，台湾传出吴国桢贪污套取巨额外汇的传闻，台湾报纸刊出《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社论。同年2月9日吴国桢在台湾各大报刊登启事驳斥谣言：“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长’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为国服务三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际自觉不跻于人类。”并且公开批评国民党当局，批评救国团、情治单位及蒋介石独裁，并指出台湾当时政治的六大问题：一党专政、军队政战部门、特务问题、人权问题、言论自由与思想控制。美国《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时代》、《新闻周刊》等著名报刊，无不争相报道。

　　与吴国桢同是南开中学校友的“立法院长”张道藩，不顾同窗之谊，曾三度向行政院提出质询批评吴国桢，罪名包括“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抛空粮食；并在外汇、贸易、林产等问题的处理上，非法乱纪，专擅操纵，有意地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列举吴国桢十三条罪状。但证据明显不足，仅用“据说”、“据闻”、“据报”等不确定的字眼。陶希圣则发表《两把刀、杀到底》一文，口诛笔伐。吴国桢写了三封信给蒋介石，逐条驳斥对他的诬蔑。不久吴国桢在美刊出《上总统书》，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同时，把矛头直指“太子”蒋经国，主张将其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否则会妨碍台湾进步。3月17日，国民大会更通过决议，要求政府除撤免吴国桢政务委员职务并依法究办，蒋介石同日并正式发表“总统命令”，将吴国桢撤职查办，并开除吴国桢的国民党籍。

　　由于在“立法院”的精神负担太重，已严重影响张道藩的健康，因此他兴起辞去“立法院长”一职，他说：“我这么做，既不是矫情，更不是姿态，而是出自真心。因为这个工作，无论和我的性情或是我的志趣，都背道而驰。我最初坐在主席台上，还能让自己试作客串的演员或是欣赏的观众。但政治是要负责任的，位置坐的愈高，责任负的愈重。我的责任心又很强，不能做到‘笑骂由人笑骂，院长我自为之’。”但蒋介石不让他辞职，他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只好硬着头皮，抑制自己的心情，继续从事沉重的工作。

　　于公德无亏，受私情所累

　　1956年7月，张道潘60岁生日过后不久，他呈请中央结束文奖会业务，停办出版五年的《文艺创作》月刊，并在原址创办中兴文艺图书馆，自兼馆长。办图书馆是他多年来的心愿，他把当年在上海、南京、重庆各地出版的文艺书籍，包括左翼作家的作品，约在万册左右，整理出来，以满足爱好文艺的青年的迫切需要。这也成了当时台湾收藏二三十年代文艺作品最多的图书馆之一。

　　国际笔会1922年于伦敦成立，中国于1925年加入，总会设在上海，会长由蔡元培担任，林语堂任执行秘书。但除了1933年2月17日下午以“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招待过萧伯纳访华外，该会甚少活动，形同虚设。1957年，国际笔会准备在东京召开第二十九届大会，经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陈源提议，台湾重建了笔会组织，推举张道藩为会长，并于同年恢复了会籍。1959年，陈源与罗家伦(继任会长)、陈纪滢、曾恩波出席了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三十届国际笔会。

　　研究者秦贤次认为张道藩对文艺界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文艺政策观，他说：“由于他一生在高层党政界的一帆风顺，由于他是国民党高官中对文艺及文艺工作者最为关爱者，更由于他是国民党多年来最高的文艺主管，因此他的文艺政策观逐渐汇聚形成政府当局的文艺政策，从而对文艺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具体而微地显现在1967年11月国民党九届五中全会所通过的“当前文艺政策”上。秦贤次认为这是民国以来我国文艺政策的新里程碑。除了确定文艺的基本目标及创作路线外，更重要的是政府要设立专责的文艺机构作为辅导；政府更要设置巨额文艺基金，列入预算，作为培养人才，奖励作品之经费等等。这个具有前瞻性的文艺政策，事实上系透过张道藩的苦心策划，经大会修正通过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文艺政策并不是开过会后就束之高阁存档了事，后来的发展正显示它的正确性与可行性。

　　张道藩说：“我生平为了文艺，在极困难的时候，只好自己站出来打前锋。俗语说：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当然是一种牺牲。但做革命的文艺工作，总要有人肯牺牲———即使入地狱，只要能对国家民族有利，我也要把地狱看成天堂。”这是张道藩对毕生贡献心力的文艺工作，至死不悔的精神写照。

　　1968年6月2日，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享年72岁。

　　华仲麐教授这么评价他：“他在公私情理之间，随时含有两种极端矛盾，以致痛苦终身。因为他对社会有极端的热爱，而又有极端的厌恶；他智慧崇高，头脑冷静，能分析观察事理，同时感情热炽，天天在自煎自熬；他不肯同化，又无法改造，有心解脱，又不忍割舍；别人所陶醉的高位，他认为无聊，别人所满足的盛名，他觉得可耻；在不断追求、不断希望、不断搏斗、又不断矛盾中，可能会归于幻灭，而形成这位艺术政治家毕生的悲剧。”

　　张道藩曾经说：“我彻底反省，生平虽于公德无亏，却受私情所累。”确实，对于美丽、善良、贤淑的元配郭淑媛而言，张道藩是有所亏欠的。1949年年底，郭淑媛女士就带着女儿和小姑到悉尼去，生活艰苦得要靠她十指做手工赚钱来教养两个女孩。直到1959年，张道藩才在不断的自责之下，说：“我自己越想越难受，身为‘立法院长’，让太太在海外长期受苦，我简直不配做个堂堂的男子汉！”他终于凑足一笔旅费到澳洲探视妻女幼妹，夫妻此时已阔别九年，但只欢聚两个月，张道藩因公务在身就回来了。次年妻女返台定居，一家总算团圆。

　　1981年，张道藩逝世十多年后，因道藩图书馆交由台北市政府接办，郭淑媛从美返国。她除了希望道藩先生的精神因这个图书馆而得以流传之外，也谈到：“张先生留给我的，除了数不尽的爱和回忆，最重要的是‘爱国’两个字。”当年张道藩人在台北，但他心里却惦念着远在澳洲生活的郭淑媛，他过世后郭淑媛在接受记者访问说：“他亲手从台湾寄龙井茶给我，邮包上有他的亲笔字。”说着说着，眼睛涨满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