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格卢瓦：世界上最好的馆长

朗格卢瓦：世界上最好的馆长

　　口述｜雅克·里夏 采访整理｜阙 政

　　他1914年出生在土耳其，上世纪20年代因为希土战争随法籍父母逃往巴黎。在那里，电影让他着了魔。

　　1936年，他和朋友一起创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影资料馆：法国电影资料馆。后来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名将，都自称是“电影资料馆的孩子”。

　　1974年，他因为对电影事业的巨大贡献，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如今，巴黎还有一个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

　　他就是亨利·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被特吕弗誉为“世界上最好的馆长”。

　　今年1月，19岁就开始担任朗格卢瓦助手的法国著名导演雅克·里夏(Jacques

　　Richard)受上海师大“人文·法国·电影学堂”和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之邀来到上海，不仅带来了他耗时7年拍摄的纪录片《亨利·朗格卢瓦：电光魅影》、朗格卢瓦唯一导演作品《地铁》、多部法国电影新浪潮代表作修复版，还带来了尘封一个世纪的故事——电影资料馆的前世今生，“朗格卢瓦事件”的始末，朗格卢瓦电影博物馆火灾的真相……

　　在中华艺术宫，雅克·里夏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聊起那个法国政府眼里的无政府主义者，那个呼朋唤友的少数派，那个孤独的反叛者，那个胶片疯子，那个永远单纯的少年……每一个，都是最真实的朗格卢瓦。

　　朗格卢瓦曾说：“热爱电影，就是热爱生活。”虽然他一生只拍了一部《地铁》，但雅克·里夏说，当年电影资料馆每天放5场电影，每年365天，“这就是永远放不完的朗格卢瓦作品了。”

　　为了胶片什么都干得出

　　1936年刚成立的时候，电影资料馆只收藏了10部电影，其实更像一个私人协会，它的前身是朗格卢瓦在1935年组织的“电影圈”俱乐部。

　　收藏、保护电影胶片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候发行商打电话来问他：现在我手里有200个片子你要不要？如果要，就得马上找卡车去救下来。那个时代很多电影商为了防盗版，电影上映以后就要销毁胶片，有些导演就会把拷贝送到资料馆保存。

　　朗格卢瓦自己为了收集好片子也是动足脑筋，甚至显得疯狂——他会去跳蚤市场，会问各种大收藏家买，也会借了不还。比如他很喜欢让·维果(Jean Vigo)，觉得他是默片向有声电影过渡时代唯一一个能够和谐处理画面和声音的导演，是个电影诗人。朗格卢瓦问别人借来维果的原创摄影剧本，没还。人家问他要，他说不知道放哪儿去了，催急了就给对方送去一张废纸，上面写着：“维果不属于你。”但是别人问他借《黄金时代》(L'?ge d'or，1930)的拷贝，他却不肯，反问对方：“你去问卢浮宫借《蒙娜丽莎》看看，会借给你吗？”

　　当时要收片子，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跟收藏家交换。有一次朗格卢瓦答应换给对方一部《匿名者》，后来又赖掉了，理由是“我们这里很多片子都是‘匿名’的，太难找了”。

　　到1944年的时候，电影资料馆已经有了5万部藏品，这还是经过了纳粹的铁蹄蹂躏。二战的时候德军占领巴黎，下令毁灭所有1937年前的电影拷贝。朗格卢瓦和他的工作人员带着这么多拷贝东躲西藏，藏在朋友的城堡、花园里，一旦被抓到就会以同谋罪论处。他还联络了德国档案馆的人，让对方通风报信给他一些高级机密，才得以躲过德军突袭。有一部电影《蓝天使》，胶片非常罕见，因为希特勒的纳粹党卫军长官很喜欢女主角玛琳·黛德丽，提出要拿《蓝天使》跟朗格卢瓦交换一部有关马其诺防线的纪录片，朗格卢瓦在《蓝天使》安全运到瑞士以后，给了对方一部和军事无关的纪录片交差。

　　战后他的朋友很不理解，说你冒着这么大风险藏在我们家的片子，为什么名字叫“一个小男孩在公园散步”？其实朗格卢瓦是给很多电影改了一个看起来“无害”的名字，“男孩在公园散步”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战舰波将金号》，或者卓别林的《大独裁者》。

　　即使后来电影资料馆到了破产的边缘，朗格卢瓦还是一有点钱就去买片子。有一次他和一个朋友去洛杉矶买片子，朋友问他回程也是一起走吗？他说我已经把回程的机票卖掉了，反正领事馆会把我遣返的。朗格卢瓦说过：“我不介意自己成为一个游民，但我想完善资料馆。”

　　就像一个“电影大使馆”

　　当然全世界有很多电影收藏家，也有许多保护胶片的人，但朗格卢瓦和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他不把胶片当文物，他要和大家分享这些经典影片。他成立资料馆的动因也非常单纯，因为他童年的时候看过很多电影，想把美好的时光保留下来。

　　朗格卢瓦本人受超现实主义绘画艺术影响很深，他喜欢默片，喜欢惊世骇俗的视觉奇观，把电影看得更像是造型艺术，并且觉得电影自打开始说话以后，台词和画外音就把画面杀死了。

　　所以他为电影资料馆组织的主题影展，也和普通人很不相同——1963年的时候资料馆的放映厅已经搬到了“夏悠宫”，一天放5部电影，天天如此。同一天里，朗格卢瓦选的5部电影可能看起来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在他眼里这几部电影绝对有关，或者是一位导演对另一位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者是一位对另一位作了致敬……他在排片的同时就像在做电影评论一样，蕴含了他的电影观。

　　实际上，电影资料馆不仅是胶片的庇护所，也是自由艺术家们的天堂。当年资料馆的排片，在纽约也可以看到，有国际影响力。但是如果有年轻人拿着他们刚拍好的电影过来，朗格卢瓦就会把原定的希区柯克《精神病人》播映取消，改放他们的新作——你无法想象一个年轻画家，这周才开始画画，下周作品就被挂到了卢浮宫，挂在毕加索的画边上。但是在资料馆，这一切都是可能的，新导演和经典导演都被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所以资料馆成了一个年轻电影人出人头地的重要场所，朗格卢瓦就像是给小孩喂食的父亲，你会看到后来的“法国电影新浪潮分子”都在那儿：侯麦、里维特、戈达尔、夏布洛尔、特吕弗……特吕弗说过，“我们都是电影资料馆的孩子。”

　　我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否定之否定》，也是在电影资料馆首映的，满座，朗格卢瓦还亲自为我介绍，说：“拍得很好，避免了最坏的情况。”当年我的想法也是拍片要颠覆，要惊世骇俗。如今带着距离感再看，其实有点失败。但朗格卢瓦很高兴看到年轻导演走到摄影机后面，很高兴他们可以成为既定规则的破坏者、颠覆者。他独具慧眼的影展，让很多日后非常著名的导演首次进入观众视野，比如英格玛·伯格曼和黑泽明的作品首次欧洲公映，都是在电影资料馆。

　　很长一段时间里，电影资料馆既是电影人们在巴黎的小家，也是经常招待国际朋友的一个“电影大使馆”。希区柯克把他的电影道具——《精神病人》里面那颗著名的骷髅头，送给资料馆收藏；美国导演尼古拉斯·雷病了，资料馆会帮他付账单；资料馆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敬重朗格卢瓦的艺术圈朋友会带20公斤鱼子酱过来开party……

　　最让人怀念的还是当年资料馆那种自由的放映气氛：看电影允许抽烟，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允许的。有些人有他们的专座，有些固定只坐第一排或者第三排。放猫王的电影，底下会有脱衣舞女郎上台热舞，大家一起叫好……也有不叫好的，比如有一次放一部日本片，但是字幕只有捷克语，观众叫嚷起来，朗格卢瓦就说：“你们都是傻子吗？看画面不就好了，狗都看得懂！”还有一回放约翰·福特的《青山翠谷》，非常火爆，里面400个位子坐满，外面还有400个人等着进场，但是一个老太太走出来，生气地说要退票，理由是：“名字叫‘青山翠谷’，片子为什么是黑白的？”——各种奇葩的事儿都有，这就是电影资料馆，一个非常生动的地方，一个大家生活的据点。

　　1968年的“五月风暴”

　　不过，有人爽，也有人不爽。朗格卢瓦让很多人不爽——有些人想要取代他；国家又觉得他凭一个人的力量在做资料馆，完全不受掌控。到了1968年，巴黎就爆发了“朗格卢瓦事件”。

　　当时法国文化部部长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想要以“账目混乱、管理不善”为由撤掉朗格卢瓦的职务，另派自己的助理出任电影资料馆馆长。得知这个消息，新浪潮的导演们都走上街头抗议，很多国际知名导演发来电报或者信件，奥逊·威尔斯、卓别林……都说如果朗格卢瓦不能复职，就要把自己的片子拿回去。许多默片时代的大导演，他们的片子在本国已经不盛行了，被遗忘了几十年，但朗格卢瓦仍然会在资料馆组织影展，这都令他们非常感动，不遗余力地支持朗格卢瓦。

　　后来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闻名世界的巴黎“五月风暴”。越来越多的公民走上街头，打出“去他妈的戴高乐党文化部”、“不要电影警察”的条幅。连当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也因此停办。迫于舆论压力，最后当局不得不撤回解雇令，恢复了朗格卢瓦的职务。

　　风波平息之后，特吕弗的《偷吻》在资料馆首映，电影第一个镜头就是法国电影资料馆，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但很快法国政府就停止了给予资料馆的资助。接着，资料馆的工作人员从75个减少到了15个。很多学生不计报酬来做义工，做一些譬如检票、运送胶片、写信这样的常规工作，帮助维持资料馆的继续运作。

　　1973年，我19岁，喜欢看电影，也很想当导演。当时觉得看电影挺贵的，就想：去资料馆工作吧。那时候朗格卢瓦总要防着有间谍混进资料馆，动他那些拷贝的心思，所以对我考验了很久，才让我做他的助手。他还对我说，你一年之后就不在这里了。我很担心，但他的意思其实是觉得我很快就要去拍自己的电影了。

　　事实上正如他的预言，我在1975年就拍了自己的处女作。资料馆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课堂——不光是能看各种各样的电影，观众里还有很多本身就是从业人员。那时候我们总开玩笑说，如果你想拍个短片，只要去观众群里组织一下，就能组到整个剧组了。

　　朗格卢瓦本人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他就像一部会走路的电影百科全书。他的办公室也根本不像那些死板的公司，每天这里都有无数的事情上演，每天都像节日。圣诞节，会计师穷得只能在电影厅里办公算账，朗格卢瓦的老婆玛丽却拿着国王饼和香槟，呼朋唤友喊大家一起庆祝。

　　朗格卢瓦24小时都在跟人讨论电影电影电影，电影就像他的宗教信仰。但他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爱好，喜欢欣赏美丽的女人，喜欢诗歌，也喜欢美丽的男人——我不是说他同性恋，他很神奇，喜欢跟年轻的男孩子躲在电影院的一个角落里，写诗。他老婆看见了就非常不爽，要跟他发脾气。有一次资料馆开会，等朗格卢瓦等了一天他都没来，后来他才说：“妈的！我老婆把我的裤子藏起来了！”

　　一方面他喜欢反叛者，喜欢有革命精神的年轻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是那种好为人师的人，他只是好像一直活在青春期里，你看他的眼神，很单纯。他对日常生活充满了很多诗意的想象。当你有这样一个老板的时候，生活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一群疯子的作品

　　朗格卢瓦的妻子叫玛丽·米尔森(Mary Meerson)，她的哥哥也是个导演，朗格卢瓦曾经拯救过她哥哥的电影胶片，玛丽因此对他感恩戴德，就像很多受到电影资料馆恩泽的导演一样，对朗格卢瓦有种“奴隶情结”，愿意为他做牛做马。

　　我第一次见到朗格卢瓦的时候他已经很胖，胖得像条龙。他老婆更胖，一直弓着腰坐在那里，简直像要折成两半。楼下还有个工程师，自愿为资料馆干活，穿着个白外套在那儿刷墙、修老旧的机器……整个感觉就像童话一样。

　　朗格卢瓦和玛丽都没钱，也不领工资。有时候到了午夜，电影放映都结束了，他们会点一点当天的票钱，放进一个信封，带着出去吃一顿大餐——这在一般企业看来简直不可能。

　　我有时候没钱了，去问朗格卢瓦要，他会从口袋里掏出一百法郎给我。过几天又没钱付电费了，再去找他老婆——他老婆头发很长，又不喜欢洗澡，宁肯涂很多香水，耳朵不大好，敲门也听不见，走到她面前笃笃笃敲桌子，大声说：“找你有事！” 她才抬起头来，也很大声地说：“找我有事？借钱？不可能！电影资料馆是没有钱的！”我说要不我私人问你借吧？她说：“哦？私人？那又是另一回事了。”然后就从那个资料馆的信封里掏出钱来给我……

　　但是你不要以为他们中饱私囊。玛丽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毕加索、马蒂斯都画过她的肖像。后来资料馆没钱的时候，玛丽就靠卖画补贴，一张张全都卖了出去。朗格卢瓦也受邀去蒙特利尔大学教电影课，一个月去一次，薪酬不薄，都贴给了资料馆。你想他年纪这么大，又很胖，每个月都要飞一次美国，再转机到加拿大，实际上是很累，这也导致了他62岁就心肌梗死。

　　朗格卢瓦和玛丽，其实是跟资料馆不可割裂的两个人，这就是我想说的。法国政府从行政角度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是国家博物馆，肯定先要做预算，再拨款……但电影资料馆是在没有既定规则的情况下，一群疯子做出来的这么一件作品，这也是它的复杂性所在，不能把它看作一个行政机构。

　　举个例子来说，一位好莱坞著名演员过七十大寿，这在当年是个文化事件，资料馆就把他请来法国，住五星级的“乔治五世”，送鲜花——但是如果你问朗格卢瓦要买花的发票，他十有八九是找不到的。

　　艺术家被官僚取代

　　每天都要找钱应付各种事务，终于把朗格卢瓦逼得筋疲力尽，他开始把重心转向“朗格卢瓦电影博物馆”——其实就在夏悠宫一个光线昏暗的地下室里。在那里朗格卢瓦设计了一个电影长廊，并不只是按历史时间先后排列，而是像介绍绘画一样，演示各种不同类型电影在各个国家兼容并蓄的传承和发展，各个国家的电影仿佛在他的陈列中达成了一种对话。

　　博物馆里陈列着很多重要的展品，像是《飘》里斯嘉丽的裙子——但是朗格卢瓦并没有在外面加上玻璃罩，也没加任何注解文字，因为他觉得展品最重要是与观众交流，他希望观众去看，去摸，去发散自己的想象力，即使文盲也没关系。

　　可惜的是，1977年7月22日，朗格卢瓦因为心脏病去世，年仅62岁。死的时候身无分文，公寓里没有煤气，也没有电。

　　得知他的死讯，黑泽明、费里尼、希区柯克等导演都发来唁电。但是很快，政府官员就像老虎一样扑了过来。他们把资料馆不计报酬的义工们都驱逐了出去，正式接管了资料馆，很快这里就充满了学院派和公务员。这也是一个世界趋势：艺术家被官僚取代。

　　在需要决定资料馆何去何从的时候，很多著名电影人，像布列松、戈达尔，都希望继承保护朗格卢瓦的理念，但管委会却希望更现代化。这种争论持续了好几年时间，直到老电影人们老的老死的死，政府又一直想办法让更多的“自己人”混进管委会，终于改变了决定的走向：1991年，文化部委派了一个听话的乖宝宝多米尼克·巴依尼(Dominique Paini)当馆长，资料馆也搬出了夏悠宫。

　　这之后的法国电影资料馆，再也不能跟朗格卢瓦时代同日而语了。想当年，如果一部戏只有两个人进场看，朗格卢瓦会说：“这两个人就是未来的特吕弗、戈达尔。”现在呢？如果只有两个人进场，工作人员恨不得把他们揪出去。现在资料馆最常见的影展是阿莫多瓦、库布里克、蒂姆·波顿、斯皮尔伯格……全都是世界知名的人物。但资料馆的任务，应该是多发现年轻作者，或者已经被市场遗忘但仍然重要的老作者，而不是全世界本来就知晓的——那只是为了多卖票而已。

　　电影资料馆应该是一个冒风险的地方，可惜附庸风雅的左岸知识分子们，他们只懂得欣赏1930年的惊世骇俗，不喜欢当代的惊世骇俗。

　　1997年那场奇怪的火灾

　　1997年夏悠宫发生了一场火灾，第二天我也到了现场，火灾并不严重，消防水只是浇在屋顶上，博物馆因为处于地下室，只有地面大约3厘米的积水，对藏品并没有威胁。但是多米尼克以火灾为借口，彻底收起了藏品，再也没有按照原来的方式展出。

　　朗格卢瓦虽然在1968年时没有失去馆长职务，却因此与不少人有了积怨。活着的时候已经令很多人不爽，有这次火灾作为借口，他的博物馆也销声匿迹了。

　　其实我很清楚，早在火灾之前，朗格卢瓦电影博物馆已经在一点一点地遭受破坏——有时候窗帘上积灰了，他们就会拿走，再也不挂上去。灯泡坏了，也不换。《天堂的孩子》的原始模型，改放了复制版。金属支架不安全，撤了。好莱坞展厅不好看，也撤了。就这样，博物馆被微妙地损坏了，一点一点，完成了对朗格卢瓦的二次谋杀。

　　最可耻的是，后来拍过一部朗格卢瓦的生平纪录片《公民朗格卢瓦》，制片人正是新馆长多米尼克，那种感觉，就像杀人犯在致敬被害者一样。

　　我不喜欢这部纪录片，不只因为这个人，还因为他们故意人为地加了料——在拍摄朗格卢瓦保护胶片的场面时，故意加上了滴水的背景音，暗示他在一种不好的环境状态下收藏胶片，但现实并不是这样的。一边赞美朗格卢瓦是先锋，一边暗示他保护得不好，新资料馆才是更好的拯救者——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如果你要了解拿破仑，应该去采访跟拿破仑一起打仗的人。我拍《电光魅影》的时候采访了100个人，都是和朗格卢瓦一起生活过的身边人，大家庭的成员。我要站在更近的地方去看他，像素描一样，一点点画出他的头发、眉毛，完整的形象……但是拍完了我才发现，自己和朗格卢瓦简直越来越像，就像同时在画自己的肖像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