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安：钟情于藏书票 曾协助马未都收藏13万张

　　吴丹

　　[对子安而言，一枚藏书票所讲述的不只是艺术、历史价值和社会文化生活史，也隐含着一段段人生故事，有时这些故事串联起来，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冬日的方家胡同十分清净，来往行人稀少。在胡同里穿行，需要留些心，才能在一片灰蒙蒙的墙壁之间发现一家不起眼的店铺。店铺门脸很小，玻璃门左侧有一块刻意做旧的铁质牌匾，写着“子安Printshop”的字样。偶有路人路过这里，推门而入，站在十平方米的空间里，张望着满墙的铜版画、插画和海报，环顾一圈便又离去。

　　“真正会买画的顾客，80%都是外国人。”子安坐在店中，守着一屋子画，并不操心客流量。这是北京第一家经营外国早期铜版画、藏书票和插画原作的店铺，开了四年，店内所售的，皆是子安珍藏的外国版画和藏书票。有时遇到对版画感兴趣的顾客，他会热心地把店内的铜版画拓印机展示出来，给顾客讲解铜版画的制作过程。只有碰到喜欢藏书票的爱好者，子安才会把一个黑色大本子捧出来，里面装满了他十几年来收藏的藏书票。

　　从2001年第一次在瑞士日内瓦的旧书店无意间买到第一张藏书票算起，子安已在世界各地收藏了上万枚藏书票。每获得一张方寸小纸片，他都会拿着放大镜仔细把玩，从主题、构图、技法上解读艺术寓意，又翻阅很多资料，考证藏书票的作者和票主之间的故事。用他的话说，“藏书票中的一个符号、一行三字经、一句暗语都是作者和票主之间向后人述说的谜语。”解读那些谜语，是子安收藏过程中获得的快乐。

　　“我很喜欢奥地利犹太裔版画家芬格斯坦，看他的作品，能体会到他的境遇和内心世界的变化。比如他1938年的‘死亡之舞’系列和‘战争边缘的记录’版画组画，作品里含有他对所处时代的反抗、妥协和无助，有一种世界末日即将降临的惨况。”子安说，在藏书票的方寸之间进行研究和探索，是一种深刻的乐趣。他所著的《西方藏书票》(2009年)、《藏书票之爱》(2011年)，以及译作《肯特传——肯特与他的藏书票艺术》(2014年)，都是收藏乐趣之延伸。

　　藏书票里的颠沛人生

　　在《西方藏书票》一书中，子安将美国版画家洛克威尔·肯特的一句话印在了封底，“藏书票是票主的人生缩影，反映了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目标。每一枚作品都是票主本人和画家共同合作所产生的私密的化学反应。”

　　对子安而言，一枚藏书票所具备的不只是艺术性、历史价值和社会文化生活史，也隐含着一段段人生故事，有时这些故事串联起来，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以芬格斯坦为例，这位著名版画家一生创作过1500多枚藏书票，大部分都被文人名流所订购。子安藏有一枚萧伯纳的藏书票，是作家80岁时请芬格斯坦设计的“小丑主题”，萧伯纳曾说，“我在很多杂耍表演中不知道扮演了多少次小丑”。子安觉得，作家选择“小丑主题”，乃是一种自嘲，“萧伯纳曾在诗中将镜中的自我看作小丑，在他眼里，镜中的自我仿佛是小丑在人生的各种舞台上扮演的不同角色。”

　　子安发现，小丑的形象不止一次出现在芬格斯坦的作品中。1936年，芬格斯坦为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设计的一枚藏书票中，也有一位手持吉他、仰望星空的小丑。追寻斯特拉文斯基的经历，子安才意识到芬格斯坦的良苦用心——1920年，毕加索曾以舞美设计和服装设计的身份与斯特拉文斯基合作，将芭蕾舞剧《普尔钦奈拉》搬上舞台，“所以，与其说这是一张斯特拉文斯基的私用藏书票，倒不如说是作曲家答谢好友毕加索的一张纪念之作，是芬格斯坦将毕加索和斯特拉文斯基，甚至将自己的创作风格融合进‘普尔钦奈拉’中的变奏手法。”

　　作为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藏书票作者，芬格斯坦为文人名流设计，也为墨索里尼、邓楠遮等纳粹党徒制作书票。子安收藏过芬格斯坦为罗斯福、墨索里尼等人制作的藏书票，常常从作品背后揣摩出芬格斯坦的纠结心态，画家颠沛流离的窘迫、对自我的背叛、对现实的无奈与绝望，都呈现于每一枚藏书票中。子安查询过许多史料，在美国历史学家费尔斯蒂娜的报告中发现了芬格斯坦的名字，历史学家为这位逃亡到米兰的犹太画家写过一段话：“一位似乎被人遗忘，而富有冷峻幽默的表现主义版画家。来到意大利后，他在米兰生活了几年，不久被捕囚禁在费拉蒙蒂-塔斯亚俘虏集中营。1943年在盟军解放集中营时被炮火炸伤，抢救无效去世。”

　　子安拥有芬格斯坦不同时期的作品。画家早期作品以女人、孩童为主题，透着享受天伦之乐的安详心境，举家逃亡意大利时，有着灾难来临的预感，无奈而辛酸。在反战题材作品受到纳粹封锁之后，芬格斯坦放弃绘画，专注于藏书票的制作，子安认为，“他所做的每张藏书票和贺卡都像日记一样，记录了他的每段人生。”

　　等待另一次浪潮

　　早期收藏，子安更多的是关注艺术价值和主题，并不在乎升值空间，“慢慢深入才知道，西方凡是受过教育、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都会有藏书票，这个数量非常庞大。所以，除非票主是名人，否则价值没那么高。”子安说，藏书票起源于15世纪，在欧洲发展了几百年，20世纪初才兴起藏书票协会。作为私密性极强的冷门收藏，藏书票近年在西方的藏家都以老年人为主，“欧洲很少有新的年轻人加入，这个圈子在不断缩小。”

　　另一方面，中国上世纪80年代才有藏书票协会，可谓一个新兴的市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藏书票的起源跟鲁迅有很密切的关系，鲁迅提倡新兴版画运动，在自己的日记中也多次提及藏书票。但在子安看来，当年藏书票的风潮仅仅局限在鲁迅曾资助的版画家，以及被影响到的学者、作家等人，只是一个很小的圈子，“一直到80年代，中国藏书票协会成立，这中间几乎都是空白。”

　　跟其他国内藏家相比，子安的优势在于没有研究国外文献时的语言障碍。他专事西方藏书票收藏，作品也多半集中于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前半叶，从写实、印象派到象征主义作品，印证着藏书票向新古典浪漫主义风格和新艺术风格的发展。他查找大量资料，将自己收藏的藏书票背后的密码一一解开，完成了两本书，又举办个人收藏展，普及藏书票的历史。

　　“2008年，我们在世纪坛做了第32届藏书票大会，我感觉藏书票在中国有一个上扬的势头，加上这几年出版社拿藏书票作为一个噱头，都在推动藏书票收藏的风潮。”子安说，从2011年起，他一直在忙碌于一件事，协助藏家马未都购入一批“从质量和数量上都非常罕见的藏书票”。

　　子安听闻荷兰海牙的一位老藏家打算出手自己“一辈子的收藏”时，找到了马未都，虽然后者从未涉及这项小众而冷门的收藏，却被惊人的数字所打动。马未都赴荷兰与藏家长谈，前后花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终于将这批3.2吨重、多达13万张的藏书票整体运到中国，随之来到中国的，还有老藏家一生收集的一千多本各种语言的藏书票专著。

　　“这批藏书票，从16世纪的丢勒到今天欧洲版画家的新作品都囊括了。”子安说，光是整理这些藏书票，他们就耗费了半年时间，之后的翻译工作更是漫长而艰巨。马未都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曾说，这批作品在观复博物馆展出时，“一定会让人震惊”。子安也相信，当这些珍藏分批在北京、上海展出时，必将带动起藏书票在中国的另一次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