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贿：已无雅可言

古人像

　　近来，长久不见于报端的景德镇瓷器再次受到媒体关注，而原因竟是它们沦为了“雅贿”。据报道，景德镇陶瓷学院原党委书记冯林华涉嫌用大量陶瓷艺术品向“省委书记夫人”于丽芳行贿，涉案金额或达千万元。此事一出，便掀起了藏界关于“雅贿”的讨论。雅贿虽称“雅”，实则不雅。近年来，藏界与官场交会处成了雅贿丑闻的高发地带，随着文强、倪发科等官员的相继落马，其收藏的书画、玉器、瓷器也在不少人心中被贴上了“贿物”的标签。面对行贿与“雅贿”纠缠不清的现状，有学者提出：贿赂早已无“雅”可言，所谓的“雅贿”已成为官场与藏界的毒药。

　　古人如何看待“雅贿”

　　行贿、受贿古已有之，早在汉代就初显端倪，至唐宋渐成风气，而明清最盛。封建社会末期，下级巴结上级、商人贿赂官员，官商勾结、相互取利已司空见惯。有人曾疑惑：明清时吏法严峻，为何行贿之风甚嚣尘上。其实，这都得“归功于”雅贿的大行其道。

　　雅贿被称为“优雅式贿赂”，是行贿者为了讨好附庸风雅的官员，适应贿赂新需求，而在贿赂方式上产生的新变种表现在行贿手法上，雅贿不是直接送真金白银或者香车豪宅，而是投其所好，摇身变成了官员们喜欢的玉器、瓷器和名人字画等。这么一来，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就被遮蔽在貌似文人雅趣的珠帘中，变成了一种看似“文雅且很有品位”的往来。在封建社会，雅贿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甚至有那么几桩特殊的“雅贿案”被人津津乐道，广为流传。

　　两起被认为是“雅”的特殊贿案

　　米芾“送石”

　　宋四家之一的米芾为官多年，据传米芾四十七岁时在涟水军使任上因荒废公务、整日把玩奇石而遭到弹劾。得知此事后，其上司、时任察史的杨次公亲自登门，劝米芾不要沉迷于“雅玩”。

　　据说杨次公见了米芾就批评他：“你身为朝廷命官，应该忠于职守，怎能整日赏玩石头而怠忽公务呢？”米芾听罢走过去，从衣袖里掏出一块色泽清润、玲珑剔透的石头，展示给杨次公看，还说：“这样的石头怎叫人不爱？”但杨次公对此不屑一顾。接着，米芾又从袖子里掏出一块峰峦叠嶂、巧夺天工的石头，并转动着给杨次公看，可杨次公还是不看。米芾见上司不为所动，又拿出一块更为奇巧、精妙的石头，自豪地对杨次公说：“如此上选奇石，怎能不爱呢？”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杨次公突然眼前一亮：“这样的奇石，不是只有你爱，我也很喜爱！”说完，就顺手夺走米芾手上的奇石，径直登车离去。米芾“痛失”爱石，此后时常向杨次公写信索要，但对方都不愿“归还”。

　　后世有不少人将米芾的“送”石理解为“雅贿”，只是这样一场行贿竟然毫无破绽，可谓“雅”到了极致。

胡雪岩

　　胡雪岩借求画“雅贿”

　　据传，光绪七年，为了帮助左宗棠西征、开船运局、办洋务，“红顶商人”胡雪岩计划向德国、英国的洋商“借洋银”300万两。但这一计划若想成行，就必须得到清朝政府的许可。当时的户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兼外经贸部部长)宝鋆就是一个必须要争取的人物。

　　胡雪岩考虑到自己并不认识宝鋆，贸然送钱恐怕是会徒劳无功。于是，早已深谙“雅贿”之道的胡雪岩来到琉璃厂，找到一个可信的古董商来作为行贿的中间人。在得知宝鋆家中藏有一幅明代唐寅的《看泉听风图》后，胡雪岩就让古董商去联络宝鋆，说有买家非常喜欢这幅画，愿意以三万两银子求宝鋆“割爱”。宝鋆自然知道这幅画虽好，但哪里会有这般高价，当下心领神会，告诉古董商愿以君子之德“成人之美”。

　　胡雪岩借求画向宝鋆行贿虽然比较赤裸，但这样一桩行贿案在洋务运动的特殊环境下竟推动了历史进程，所以后人也称其为“雅贿”。

　　现代社会“雅贿”就是行贿

　　“雅贿”作为封建思想的残留，时至今日已饱受诟病。收藏家马未都对现代社会的所谓“雅贿”十分反感，他曾分析道：“古代即便是‘雅贿’，也跟现在有很大不同。那时候‘雅贿’的收受者还多是科举出身，是真正的文雅之士，如严嵩父子都是大才子，张居正、左宗棠就更不用说了。而今收受‘雅贿’的官员，我超级怀疑他们没几个人能明白文物珠宝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古代收藏家里边，官员占大多数，他们是真喜欢，真懂行，送的东西也是实打实的。而且珍品都是双向流动的，官员会将藏品赏给有功之下属，不像现在艺术品只会往上游涌。”

　　现代社会的“雅贿”不单单在文化意义上说不通，在法律层面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有学者表示，现代社会的根基是法治，这点与封建的人治社会完全不同，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雅贿与通俗意义上的行贿并无本质区别，它们同样会伴随权钱交易，也同样会触犯法律。

　　藏品如何成为行贿工具

　　不少人好奇现在的行贿者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雅贿”向官员输送利益，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收藏界屡见不鲜，且多数情况下是由行贿、受贿双方配合完成的。

　　手法1：行贿者故意买假

　　首先由受贿者把假古董放在古玩店代售，然后行贿者再以真品价格买下。其实对于藏品的真假行贿者和受贿者早已心知肚明，有的行贿者甚至会直接告诉受贿者，什么时候、到哪家店去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价格大概多少。如此一来，假古董、假字画就变成了一种道具，成为变相送钱的载体。至于古玩店，它们也乐于代售，因为可以从中赚取好几次“手续费”。

　　除了直接从古玩店买进卖出的方式外，“雅贿”还有另一个更为公开的方式，就是通过拍卖行公开拍卖。首先行贿者把不值钱的赝品，通过熟人获得专家或鉴定机构的所谓“鉴定书”，然后再和拍卖行“合作”把赝品当作真品拿上拍卖会。接着，行贿者会把这个赝品的产权确定为受贿者的，最后再找另外一个人把它以真品的价格拍下来，拍卖行收取佣金。

　　手法2：把真品当作赝品“出售”

　　这是依第一种方法反其道而行之，即行贿者将一件古玩真品或一幅名人字画真迹放在古玩店，由店主以赝品的价格低价卖给受贿者。受贿者若只想要钱，就可以选择时机将真东西倒手卖出套现。

　　以上两种方法充分体现了“雅贿”的隐蔽即所谓的“安全性”。不少官员之所以敢收价值几百万元的古玩，而不敢收几百万元的现金，原因就在于古玩真假难辨，一旦东窗事发，还可狡辩“以为是赝品”。而对于已经将东西倒手卖出的受贿者来说，最后可能剩下的“蛛丝马迹”就是古玩店的票据或记录了，但由于古玩界的行规，这些记录也是很难留取或被发现的。

　　无数珍宝因“贿”蒙尘

　　在藏界看来，贪官的可憎之处正是他们霸占了大量宝贵的藏品资源，而当其身败名裂后，无数原本清白的雅玩又因权钱交易而被贴上了“贿物”的标签，沦为警示教育的标本。2002年5月，原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原局长王天义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其死刑，其家中涉贿文物达千余件，如价值24万元的刘奎龄书画作品，价值34万元的齐白石《春山图》，价值8万元的19世纪法国铜鎏金竖琴纹托盘座钟，以及价值24万元的清乾隆年间斗彩团花罐等。2002年8月，原河北省沧州市原市委书记薄绍铨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在被依法没收的财产中，共有名人字画59幅，其中包括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楷书七言诗》以及董寿平的《墨竹》、启功的《行书七言诗》等，据说都是无价之宝。

　　不仅仅是古玩，田黄石和上品寿山石也曾因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的腐败窝案而备受伤害。据说，周金伙将名贵的田黄石作为“活储蓄”，凡来求官办事者，只要送上田黄石或上等寿山石即可如愿以偿。据福建一位寿山石收藏家透露，近30年福州出土的寿山石名品，差不多有三分之一落入周金伙之手，他曾亲眼见过周金伙收藏的四块寿山石，每块价值都在200万元之上。

　　由此可见，在法治社会里，所谓的“雅贿”不仅害人害己，之于藏品更是祸古殃今。任何人有雅好、爱收藏都无可厚非，但若因此而丧失原则，多行不义，“雅”字就会弃他而去，只留下“贿”字成为其墓志铭。 (宗合)

　　来源: 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