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摄影大师何藩：草根精神的歌颂者

华人摄影大师何藩：草根精神的歌颂者

　　

　　“何藩是唯一一个拍摄 50、60 年代香港的人，他对光影的表达充满戏剧性，非常好看。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试图去记录香港，而是用镜头捕捉人物，普通的香港人。从他的照片中我看到人性，感到暖心，那些照片里的人像自己家人一样有亲切感。”(图：《勿忘我》，照片摄于 1949 年，再创作于 2012 年。何藩从诗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得到灵感，想象这位漂亮的少女愁眉苦脸，心里在惦念战乱里失散的、渺无音信的爱人身在何方，是否已经天人永隔)

　　山边海旁的横街窄巷、纵横交错的电车轨道、招牌密布的三层骑楼，在摄影大师何藩的记忆里，香港是这样一副光景。挑担的小贩、闲聊的老人、嬉戏的小孩在此间来来往往，构成光影交错的黑白画面，真实却又唯美之至。一生与影像结缘，他却从未想过记录香港的城市建筑和名胜，而是努力捕捉香港的魂，记录香港人的苦难和坚韧。

　　作为开创香港街头摄影先河的“一代宗师”，何藩以拍摄 50、60 年代的香港闻名，早在年少之时已获奖无数、扬名国际。90 年代移民美国的他，在耄耋之年，回到香港举办个展，一时掀起怀旧的风潮。

　　这场持续三个月的展览《何藩：香港回忆录》(A Hong Kong Memoir)于香港和旧金山同时开展，展出何藩近年来将旧底片双重或多重叠加，再创作的大量富有诗意和戏剧张力的影像，“旧瓶装新酒”，味道却是越酿越醇。

　　《外滩画报》记者通过电话采访到了身在美国旧金山的何藩。年届 84 的他思路清晰，谈起往事毫不含糊。“其实我第一次在香港开展是 1952 年。那时才 21 岁，还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但就‘胆大包天’，居然开个展。我那时候有点野心的！”他说着笑起来，“不少采访我的记者那时都没出生，还以为我最近才初次开展呢。”只是当年开展的中环思豪美术馆现在“被更赚钱的商店取代”，一如现今高楼林立的中环，早已不是他记忆中的景象。

　　就在接受访问的两天前，何藩接到消息，广东省摄影家协会颁给他第二届全球华人摄影大奖年度致敬人物奖，但他对是否前去领奖踌躇再三。他近年来饱受腰患之苦，走路或久坐都甚为辛苦。他提到早前远赴香港，为个展同名摄影集签售，就有些过于劳累。几天之内数十家媒体的访问，令他大呼吃不消。家人也担心他的身体，不想他再长途跋涉。

　　不过，何藩并没打算停止摄影工作。尽管无法再走街串巷，但他仍借助现代科技进行再创作。“既然不能外出拍摄，那就在家里把旧底片翻新吧。”他十分紧张观众对此次展览的反应，“因为我是创新的路子，很少人用这样的方式，要看看大家的反应，再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言谈之间，他仍流露出对摄影的巨大热情。

　　《老街万花筒》， 照片摄于 1955 年，再创作于 2011 年 　　《幻境》，照片摄于 1962 年，再创作于 2010 年

　　香港回忆录

　　《何藩：香港回忆录》展览位于港岛东区柴湾的 AO Vertical。作为独创的垂直型艺术空间，其展厅存在于楼梯之间。观众在拾级而上之际，欣赏沿途墙上的一幅幅作品。策展人莎拉(Sarah Greene)对《外滩画报》表示，此次展览筹备超过一年，在选定照片之后，她特意配合影像在每一层都做了不同的布置。她分别在各楼层加入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品和何藩的电影海报、片段等，使观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这位摄影大师。

　　这是 AO Vertical 第二次举办何藩的摄影个展。在 2012 年其开张不久，莎拉便为何藩回归香港的首展《昔日香港》(Hong Kong Yesterday)策展，当时展出的是一系列经典的黑白原作。AO Vertical 此后举办过不少摄影展，大多以香港为主题，但何藩的作品令比利时出生、来港多年的莎拉印象深刻。“何藩是唯一一个拍摄 50、60 年代香港的人，他对光影的表达充满戏剧性，非常好看。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试图去记录香港，而是用镜头捕捉人物，普通的香港人。从他的照片中我看到人性，感到暖心，那些照片里的人像自己家人一样有亲切感。”

华人摄影大师何藩：草根精神的歌颂者

　　《午后闲聊》，摄于 1959 年，何藩凭此作入选 2012 年摄影专业网站 Invisible Photographer“最具影响力的亚洲摄影家”，是香港唯一获选者。获奖点评称其巧妙地将沙龙和新闻两种摄影的优点融合在一起。该作 2012 年在其香港个展《昔日香港》中展出

　　在是次展览中，有一幅照片特别吸引眼球。画面中一名披着头巾的少女双手托腮，呆滞地望着镜头，与其隐隐交叠的是一众劳工在建筑工地的场景，何藩将此照取名为《勿忘我》(Forget me not)。“我是从诗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这两句得到灵感的。”他说，“我在想象可能这位漂亮的少女愁眉苦脸，心里在惦念战乱里失散的、渺无音信的爱人身在何方，是否已经天人永隔。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这两张原本是 1949 年拍摄的照片，何藩运用电影里的溶解(Dissolve)过场效果，将两个时空重叠，倒产生了新的意义，颇有戏剧的味道，在展中大受欢迎。

　　何藩翻弄这些旧作已经数年，他常常利用做电影导演的经验，把相片局部缩放、剪裁，又用蒙太奇、叠印等方式将相片拼凑组合，将原本的写实作品增加剧情诗意。他也因此呼吁摄影爱好者切勿将旧底片丢掉，因为时代的变化，人的思想也会变化，对美丑、是非、好坏的标准也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从前认为不好的旧底片，也许现在用新的眼光去看，能获取新的意象。用现代科技也可以补救从前认为不可救药的缺点，让照片改头换面。”他认为，“这要花时间、精力和心思研究如何去重叠、去拼凑合成。但一定要亲自去尝试，用 2-3 张底片，在明亮的灯下，看看叠起来的新世界是怎么样的。”

　　《香港威尼斯》，照片摄于 1962 年，再创作于 2011 年 　　《夜幕降临》，摄于 1954 年。

　　《夜幕降临》，摄于 1954 年。何藩当时感受到北周文人庾信《哀江南赋》中那种“日暮途远，人间何世”的意境，于是拍下这张照片。此照片经过五十年的考验，仍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该作 2012 年在其香港个展《昔日香港》中展出

　　横街窄巷的市井影像

　　何藩一生与影像结缘，摄影师、演员、导演三个身份，实则环环相扣。

　　1931 年出生于上海，何藩说他从小喜欢视觉艺术，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里画画。父亲深知其所好，在他 13 岁小学毕业那年，送了一部原始的 Brownie 相机作为毕业礼物。年少的他带着相机，走到哪里就拍到哪里，这也成为了他日后惯有的摄影方式。“那时，我在外滩，看到黄昏日落时的归舟，觉得有点诗情画意，就拍了下来。”这张相片在父母的鼓励下参加美术比赛，竟赢得了冠军。他当下深受鼓励，喜欢上了摄影，并从摄影书籍、画册等中不断学习。

　　18 岁时，何藩随家人移居香港。他无心继承父亲的织造工厂，于是就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一心做着文艺青年的“作家梦”。可惜，大量的阅读写作令他患上了严重的头痛病，唯有放弃案头工作。于是他拿着舅舅送的 Rolleiflex 双镜头相机，四处活动。

　　何藩当时是电影迷，对欧洲，尤其意大利电影费里尼《八部半》、《甜蜜生活》等如数家珍。他常从半山麦当劳道的家走到中环的娱乐戏院或皇后戏院看电影，随身带着相机，看到什么就拍什么。自那时起，他在中环、西环、上环、湾仔等步行所及之处拍了大量照片，石板街、大马路、楼梯、街市皆是他的拍摄场景，苦力、商贩、在街上玩耍或做功课的孩童都是他的拍摄对象。出身中产家庭的他，对横街窄巷的市井生活充满兴趣，一切都源于文学作品和电影里的小人物故事，令他“触景生情、有感而发”。

　　“我对中下层的穷苦大众、弱势群体有比较特别的同情关怀，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直觉。可能受到我读的很多文学作品如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小说或者电影的影响。意大利电影德西卡《偷自行车的人》，就是小人物的那种悲惨的生活与奋斗。我很自然喜欢拍这些照片。”

　　此后出入片场，结交名流，但何藩说从未想过拍摄他们，因为没有感觉。“我很喜欢海明威说的一句话‘你可以毁灭我，但不能打败我’，香港人就是有这种拼搏精神，为生活奋斗绝不言败的决心。50、60 年代有句民谣‘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就是说谁叫你穷啊，咬紧牙关去力争上游。对于这种草根精神，我当时很感动，想要人道主义地去歌颂他们。所以我很多照片都是拍这些籍籍无名的小人物的喜怒哀乐。”

　　他的经典作品、实验电影《大都市小人物》就是用香港的大都市作背景，描写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这部电影相当受影评人推崇，在日本和其他地方都获过奖，目前在香港电影资料馆永久收藏。因为与他镜头下的影像十分接近，这部电影也在展览中一同展出。

《极乐之旅》，照片摄于 1952 年，再创作于 2007 年。

　　《极乐之旅》，照片摄于 1952 年，再创作于 2007 年。 何藩饱读诗书，常从诗词中获取创作灵感，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比很多导演的蒙太奇效果更棒

　　光与影的决定瞬间

　　凭着从小对光和影的敏感，何藩打破了摄影陈规，捕捉运用自然光线，形成天然的几何图形与线条，来呈现画面感和戏剧性。“我觉得影子比物体本身更吸引我，有一种抽象的味道，充满神秘感。”他会在清晨时分，观察黄包车夫拉着车走在空荡的大街上，拍下他的影子印在地面的照片；他会在午后的中环街市，记录几位身穿黑色长衫的妇女背对镜头边走边聊，被阳光勾勒出人形光环的瞬间；他会从楼顶俯瞰，等待有人走过在两栋楼影子间隙的阳光地带，然后留下影像。

　　为了拍摄完美的作品，他几乎有种偏执，往往一连数日在同一地点守候，只为等待适合的光线以及人物出现在最佳位置，便按下快门，一气呵成。由于常在中环街市拍摄，他摸清了那里楼梯最佳光线的时间，往往等到下午三时四十五分至四时才去拍摄。

　　这一点与摄影大师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的决定瞬间(Decisive Moment)极为相似，也为他赢得了东方布列松的称号。在何藩看来，决定瞬间考验的是判断力，不仅仅是技巧，而是要心、脑、眼、手一致去捕捉感人的瞬间。

　　不同的是，何藩并不喜欢把摄影当做一面镜子去反映事实，而是希望通过光影去保留想象的空间。“后来，我老等不到理想的人物出现，于是就自己带人去拍。毕竟我不是拍光影，而是拍人物。”获奖无数的作品《靠近阴影》便是他特别设计而成。当时在铜锣湾的英皇书院看到一面白墙，他就思考加入一些元素构图，于是找了表亲站在角落拍摄，并在暗房加工出三角阴影效果。这也成了何藩做导演的前因。

　　电影梦想

　　1961 年，何藩加入邵氏电影公司，初担任场记。后因为外形俊朗，转任演员，直至 1965 年在《西游记》中扮演唐僧崭露头角，而后出演了该片续集《铁扇公主》、《盘丝洞》及《女儿国》。

　　此时的何藩早已在摄影界扬名，在世界不同的摄影比赛得到超过 280 个奖项。1958 年至 1965 年间，他连续赢得八届由美国摄影学会所举办之世界摄影十杰的荣衔，其中 1958 年更获十杰冠军。但他执着于追求电影梦想。

　　何藩于 1966 年终于开始从事实验电影创作，1972 年首任导演执导《血爱》，尔后作品先后入选不少国际电影节。何藩于 1966 年终于开始从事实验电影创作，1972 年首任导演执导《血爱》，尔后作品先后入选不少国际电影节。《离》获 1966 年英国 Banbruy 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浮世风情绘》获 1994 年德国世界电影年鉴“东方古典电影代表作之一”。然而好景不长，出于商业的压力，公司要求他转而拍摄唯美派艳情片，导演了《春满丹麦》、《长发姑娘》等二十几部作品。对此他也耿耿于怀，戏谑自己“为五斗米而折腰”。

　　“我和布列松除了拍摄风格相似，遭遇也很像，他很爱电影，原来也想做导演的。但电影这个媒介，不能让他有更好的表现，摄影可以，所以他离开了电影圈。”何藩对此感同身受，“电影受到老板投资人、观众票房的压力，不能太自我表现。我曾经坚持拍艺术片，结果票房一败涂地，后来拍性与暴力的三级片反而变成票房导演。我得到一个教训，电影一定要懂得商业，摄影则可以天马行空，自我创作，完整发挥个人艺术。”他只是由衷遗憾，未能与这位情境相似的摄影大师布列松一见。

　　但何藩谈及年轻时曾见到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至今仍感兴奋。他是费里尼的影迷，经在意大利读电影的好友帮忙，以香港新锐导演的身份获费里尼抽空一见。“我问他，很多影评说你的电影每一个镜头都有含义，你故意苦心经营设计的？”费里尼当时激动得直爆脏话，指影评人乱说，一部戏超过 1000 个镜头，如此设计，只怕一辈子只能拍一部戏。“他说摆镜头时，靠的是直觉，有感而发。这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特别是拍照时不要管什么构图、公式，喜欢就做，就这么简单。”

　　他仍记得费里尼当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将来有一天你变成我这么有名，很多人看名字，就算这镜头摆得不好，别人也自然会从中找出优点。相反，如果你是失败的艺术家，就从你好作品里面找出骨头。”这句话把影评人骂了个遍，但何藩却默默记下了，“其实说得很对，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一样，‘秀才名下看文章’。”

　　学无止境

　　何藩于 90 年代退休，携家人移民赴美，定居旧金山。他近年来陆续出版了三本影集《何藩：香港回忆录》、《昨日香港》、《生活剧场》，构成以香港为主题的摄影三部曲。他至今仍被奉为世界最知名的华人摄影师，作品获香港 M+ 博物馆、香港文化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美国圣巴巴拉艺术博物馆、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等众多私人和公共机构收藏。

　　尽管年事已高，何藩近二十年来仍继续钻研摄影之道，不仅到多国大学教授摄影及电影制作，分享成功经验，也坚持看书学习。他至今仍一有空就去图书馆阅读摄影的书籍杂志，学习大师经验、了解时下摄影趋势。

何藩

　　何藩近年来陆续出版了三本影集《何藩：香港回忆录》、《昨日香港》、《生活剧场》，构成以香港为主题的摄影三部曲。他至今仍被奉为世界最知名的华人摄影师

　　他留意日本摄影家森山大道，直呼其作品不得了，“他有很强的个人风格，他拍的黑白摄影，可以说其他视觉的媒介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在几年前的亚洲最具影响力摄影家的评选中，何藩与其共同上榜，他直言若年轻几岁，一定飞去日本与其交流。

　　在何藩看来，修养之于摄影尤其重要，“我读很多书，文学名著、音乐、绘画、电影都给我很多的灵感和启发。其实，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比很多导演的蒙太奇效果更棒。”

　　近年来，他学习了 Photoshop，开始把以前 1000 多张底片找出来加工，用电影手法叠印、剪裁、拼凑、蒙太奇化，赋予其新的生命。相较当年将家中浴室充当暗房，通宵达旦地冲晒照片，现代科技的确给予了他创作不少便利。“现在有好多不同的方式将底片改头换面、移花接木，如果放在暗房里搞是相当费力的。”

　　但他始终认为在光房处理没有暗房的特别效果。“所谓有得必有失吧。用电脑处理就变得机械化，每张照片都一样。在暗房处理每一张都不一样，除了剪裁影像，还要处理整张照片的色调、明暗、层次，所有一切都用手来，像弹琴一样。”他将暗房冲晒的双手比作弹琴，又比作绘画。“手在每一张照片上花的时间都不一样，特别是在加跟剪的明暗控制和调整方面，好像以光来绘画，利用放大机放射出来的光，用手来做不同的特效。”何藩感性地认为，亲手冲洗定影，看着影像慢慢呈现出来，这种感觉是生命诞生的感觉。“双手捧住的照片就像捧住一个 Baby，你好像赋予他灵魂和生命。但现在在光房，电脑面前按来按去，感觉完全不同，没有艺术作品的一种投入感、参与感、亲切感。”

　　当年移民，何藩仅带了一些发霉泛黄的原作，留作纪念，没想到欧美买家趋之若鹜。在 2012 年其香港个展上，据说他的单幅原作卖到 1.5 万美元，而这一次个展，原作更一价难求。“收藏家们都指定要我从前亲手冲晒出来的旧照，可是卖完了就没有了。我当时不懂，好多(删掉)觉得不好的相片都丢了，哪想到留下来的竟是意外之财。”他笑说，“这也是收藏家们教会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