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东：让手札收藏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董东收藏的俞平伯的手札 董东收藏的马一孚的手札 董东收藏的赵香宋的手札

　　一个收藏家在他讲述的往事里，很多烜赫一时文化名人——如张东荪、马一浮、易大庵、俞平伯、詹安泰、唐圭璋等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为我们大多数人忘记，偶然觉得熟悉，也发现我们所熟悉的不过是他们那外在的名字，而他，董东，既不是文学专业出身，也非“职业藏家”，却能利用繁忙工作之余的少量时间，在短短的数年内建立起自己的手札收藏系统，并对其背后的往事乃至文化背景了如指掌，可谓十分难得。

　　董东“混迹”艺术界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在2006年前后；目的也很单纯，“不过是想在家里的墙上挂点画，让居住环境变得优雅一点”，于是在朋友的推荐下，董东购买了一幅“岭南画派”画家杨善深的作品。对于这件作品，董东显然不太满意，继而在随后的日子里按照传统“收藏”套路相继买入了一些近现代名家如张大千等人的字画。成本的高昂让董东一度怀疑自己能不能够支撑下去，也让他本初单纯的想法变得含糊不定，让自己的购买艺术品行为徘徊于艺术品消费和收藏之间，直到2010年，一次展览，彻底改变了董东的收藏方向。

　　“我开始收藏手札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大概是在2010年，当时苏州有一位名叫王福的收藏家，他是艺术家、书画鉴定家徐子鹤的学生，那时候他在深圳博物馆办过一个展览，展出了一批自己收藏的名人手稿，内容多是些民国学者、名人之间的交流信，像你写一首诗，我和一首，另外一个人再回一首。我对这些手稿中的内容很感兴趣，就把这批展出的大概二百来件手稿买下，成为了自己手札收藏的基础”，董东回忆说。

　　董东最初被这些手稿、信札所吸引，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源自于它们在书写上的艺术性，虽然，他在如今已经能够清晰地认识到手札独具的艺术特点，董东介绍：“如果说书法是最抽象的艺术表现形式，那么手札就是书法品式中较早、也较为集中的表现书家一切面目的形制，它几乎代表了书者最高的艺术成就，在书法史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手札具有篇幅短小、形式多样、涵容丰沛、书写自然、能全面准确反映书者书法素质等特点，因其丰富的人文内涵而具有了审美与认识意义。手札因事因情而生，虽然在初创时无意为书法‘作品’，但其‘无意’在审美意义上恰恰暗合了大美产生的必备因素。因为它除了具备书法创作的一切技法、情感、审美，书者自身的学养、气质、胸襟、意趣的厚积等要素外，最重要的是它更接近于‘自然’，是书者即时情境的真实表达。这也是中国传统艺术中最为重要的一点……苏轼曾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书法之美与书法之表情达意的功能在手札中得到了最完美、最和谐的熔铸。”

　　而在当时，董东之所以喜爱它们，却是文稿中所记述的一段段有趣的名人间的事迹，以及这些事迹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背景，“我最初收藏紫砂壶，也是为了居家使用，后来发现紫砂壶毕竟只是一个工艺，虽然也有文人参与在里面，但更多表现出的是技艺，看不到太多的思想，而名人手札，它们的内容往往牵扯到很多人，名人、学者、政治家，等等，再去研究就会发现这些人背后还有其他人，走来走去，或是师生、或是朋友，或是亲戚……透过他们之间的往来，你会观察到它们的思想、他们的性格，也会让你生动地了解背后的历史，我做收藏，玩的是一种情怀”，董东说。

　　董东收藏的欧阳渐的手札

　　在手札收藏中，董东认为，自己最看重的是藏品必须成体系，“比如说某人的手札我只收一件，这对我来讲就不好玩了，因为我很看重手札收藏背后的故事，需要透过他们了解作者的感情、作者的思想，甚至了解他所处的圈子、所处的时代”，但是这绝非一个人的一两封书信就可以解决的，董东要做的是以某一些自己的既有藏品为基础，顺藤摸瓜，搜集与他们内容相关，或者是与其作者的社会生活有交集的人或事的手札。

　　另外，董东认为，收藏不要以投机为目的，要尽量将自己的收藏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靠拢，并且一定要量力而行，找到适合自己的藏品，“中国的手札艺术时间非常长，我当然希望成系列地收到宋元的手札，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仅市场上少有流通，即便有，天价也绝非一般人能够承受。其实即便收藏明清手札都非常难，它们在民国时的量很大，但基本上这批东西都进了博物馆。而民国时期的名人手札则相对要多很多，价格也能承受，这也是我将自己的手札收藏定位在民国名人身上的原因。”

　　在这种定位下，董东于2000年至今天已经收藏了大约一千五百来件手札，其中至少有三大体系，而这些信札又在很大程度上与同一个人有关，那就是苏州的王福。“我的信札收藏体系之所以形成与王福有关，可以说事很随缘的一件事，毕竟我做信札收藏的时间还比较短，如果我不遇到王先生可能很难建立起自己的收藏体系……”董东收藏的2000年的那批两百来件手稿主要与民国词人有关，在文章刚开始时候我们便已经提到。去年董东又从台湾收购了一批的与词学家龙榆生有关的大概三四百件手札。龙榆生是江西万载人，前后在上海暨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校任教授，1952年至1956年在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任主任。早年曾师从近代著名学者陈衍，又为朱祖谋私淑弟子，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1933年在上海创办《词学季刊》，担任主编一职。1940年在南京创办词学刊物《同声月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而这一批有关龙榆生与其它词人往来的书信手札无疑将成为研究那一时期南方词学界的重要文献资料。

　　董东的第三体系收藏也颇令其得意，这一批手札大概一百来件，与民国时期的文通书局有关，文通书局由华之鸿创办，从1911年10月正式开业到1952年4月停业，历时近四十一年。“文通书局成立的时间很早，比商务还要早，我们国家最早的书局是世界书局，后来第二就是文通书局，文通书局是茅台酒厂的老板创办的，抗日战争时期贵州是大后方，当时承接了我们国家所有印钞、印教育的书，解放以后并到国家也就不存在了”，董东介绍说，“我这批手稿是当时很多学者给文通书局投稿时的往来书信，他们那时候生活拮据，很多人需要依靠出版社的稿费维持生活，从这些当时学者寄给文通书局的信中，我们能够发现很多有意思、有价值的信息，透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一批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了解他们与社会沟通的方式，等等……这些手札反应的是一段真实生动的历史，如果你要研究文通书局，或是研究抗战时期我们国家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我的这批东西肯定能够提供很多富有启发性的第一手资料”。

　　而这种透过收藏来观察其所属时代的历史背景是董东最为看重的地方，甚至，为了更深入的发掘其中的潜在故事，董东从2007年开始，游走于各书店和文博系统，各大博物馆在售的有关手札的画册、研究文集、相关历史书籍，无论好差，均纳入自己的书房，这么做，为的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加深了解手札背景的机会，而这些书籍，董东约略估计，已经花去他上百万的资金。“我经常跟我儿子讲，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不是这些藏品，而是支撑起这些藏品的背后知识，这些透过收藏，维系你在繁忙工作之余开拓个人眼界和修养的书”，董东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