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建邦
春节去横滨访友。翌日大年三十,准备转车去伊豆玩。早上有两个多小时余暇,就在酒店附近溜达。不意几步就是横浜美术馆(注:横滨当地的中文写法)。抱着“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心理,进去看看。
恰逢该美术馆成立二十五周年,特举办惠斯勒回顾展,场面盛大。惠斯勒即巴黎奥赛博物馆里那张有名的《画家母亲的肖像》作者。英国喜剧明星憨豆先生,还曾以此画为噱头,演过一部片子。可惜,这件名作没有来横滨。
惠斯勒是美国人,1834年生于马萨诸塞州,童年在俄国圣彼得堡生活过。后来一度进入西点军校,终因化学成绩太差而遭退学。之后他在美国海岸勘测机构短暂工作,并学会了地图绘制。1855年,惠斯勒前往巴黎学画,开始他多彩的艺术生涯。1858年,他的首套版画《法国组画》问世,立即受到亨利·方丹-拉图尔(Henri Fantian-Latour)等同辈画家的激赏,从此一炮打响。翌年定居伦敦,继续创作。
东瀛之所以对惠斯勒如此青睐,源自画家本人对日本艺术的浓厚兴趣,其美学视野摄入不少“和风”(Japonisme)。其实不消说,这种和风的根源来自中国,中国才是东方艺术的主导。
展览做得很是精心认真。那天是周三,横滨下雨,但观众依然踊跃,摩肩接踵,尤以大妈居多。我与内子戏言,中国大妈广场舞,日本大妈逛美术馆,这就是差距。展品来自欧美、日本等二十多家美术机构,共一百三十三件,包括惠斯勒的油画、版画、插图以及书信手稿。还有一些画家的生活用品以及浮世绘等日本艺术参考品,丰富直观。
撇开惠斯勒的绘画不谈,他受日本浮世绘的影响也不谈。画展上最让我惊喜的,是意外发现了这位画家对中国青花的情有独钟。
恕笔者孤陋寡闻,中国陶瓷器入西洋画,似首见于荷兰静物画中。在印象派以来的画家里,倒是第一次见到如惠斯勒这么画的。《白色象征2号:白衣少女》画像(泰特美术馆藏),是画展请柬、图录和宣传资料的封面。画面上那位娴静的白衣少女手执日本团扇,斜倚壁炉,双目凝视壁炉上的青花花瓶。花瓶一看就是典型的中国瓷器,明清款式。
另一张画像更好玩,名为《紫色和玫瑰色:六字标记的搭配》(费城美术馆藏,John G. Johnson 1917年藏品)。画上一位东方装扮的妙龄女子,宽袍大袖,斜靠在椅子上。右手拿一个青花小瓶,放在腿上。左手持笔,在瓶上画画。地上和案头,错落罗列了五六件青花瓷器,有杯、盘、瓶、罐等器形。女子一脸欢愉,一幅想象出来的“快乐青花”情景。它与实际情形大相径庭。至少他不知道,青花在烧制前的颜色是灰暗的,与成品的鲜艳湛蓝截然不同。当然,我们也不必苛求。我用微信将图片发给刘朝晖教授,刘教授说这张画里的瓷器大多是康熙时期的外销瓷器,背后那个麒麟纹大盘应该是顺治朝的。说明画家着笔均有所本。更有意思的是,此画金色外框,四角及左右两侧中间共六处,自上至下,从右到左,阴文镌刻了“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字体完全仿照康熙官窑款的样式,无疑精心设计。
最有说服力的可能属那套青花插图稿,惠斯勒1876年开始为亨利·汤普森爵士的青花藏品而作,显示了艺术家制图员出身的深湛功力。这套插图,1878年限量印制了220部。还有,现场展出画家生前使用的一批瓷器,同样显示出他对中国青花的喜好和精致品味。
此外,惠斯勒曾为美国大亨弗利尔绘制的孔雀屋(现存弗利尔美术馆,此屋里面收藏的全是中国历代陶瓷器),则将东方装饰风格和欧美萌芽的新艺术浪潮从容结合,成为其有数的代表作之一。
惠斯勒如波西米亚人般潇洒不羁。他蝴蝶状的签名最能代表他的性格,在旧道德的人眼里,也许就是一个十足的花花公子形象,离经叛道。确实,在法国印象派艺术家之外,他是挑战旧势力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以实践他所谓的“树敌的文雅艺术”。他蔑视学院派教条,习惯给画取各种古怪名称,有时则不惜单枪匹马,为现代艺术而战。
最轰动的要数那场官司。1877年,惠斯勒展出名为《夜曲》的一组画,每幅索价两百畿尼。画风借鉴东方大写意手法,今天看来就是稀松平常的泼墨抽象,但在当时却石破天惊,触怒了旧道德的敏感神经。大批评家约翰·拉斯金非常恼怒:“我从来没有想到,说一个花花公子拿一桶颜料当面嘲弄一位公众就要两百畿尼。”惠斯勒正中下怀,控告对方诽谤罪。法庭上,作品的“完成”问题成为讨论焦点。惠斯勒被讯问是否确实“为两天的工作”索取那一高价。他回应:“不,我是为一生的知识开价。”名噪一时的官司其实是新旧艺术观正面交锋,惠斯勒最后以象征性的四分之一便士获胜,一举成为当时“唯美主义运动”领袖。
19世纪末欧美风起云涌的艺术浪潮中,惠斯勒堪称融合东西方多元文化艺术元素,进而独树一帜的范例。整个展览中,我看这位跨文化的艺术先驱,其实他受日本的影响似乎并不比中国的多。他那特有的青花情结,倒是刘教授等专家同仁可以认真研究的一个细节。也许有一天,大陆的土豪们少买几个鸡缸杯,拔一根“豪毛”利天下,实实在在赞助几个类似展览,还更有点意义。■
(作者系资深艺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