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百灵
郭宝君的“清音”系列只巴掌大小,但方寸之间墨韵悠长;卢平的少数民族人物色彩明快、生动可爱;买鸿钧的“湖山清兴”系列润明空濛,山川云水之间气象万千;谢永增的水墨乡情取法多样,深幽古朴,一派宁静祥和的气象;安华平、莫晓松、方政和等的工笔花鸟,彭薇的工笔人物各具特色……在北京画院策划组织的“咫尺天地——北京画院画家小幅作品展”上,130余幅精彩的小幅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陆续前往参观。这是继“疆域行歌——北京画院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展”成功举办后北京画院在职画家再次集体亮相,在越画越大的创作时风下,该展显得别具一格,也令人思索。
“画院就是要用这样的策划和展览,逼着画家思考和创作。”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3月18日接受本报专访,讲述了画院在创作、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一些独特而有效的举措。
美术文化周刊:这次展览规模不大,作品尺幅小但水平高,多数是新作。请您介绍一下北京画院举办此次展览的初衷,组织小幅作品创作是否顺利?
王明明:办小幅中国画创作展的设想是在2013年提出来的,从策划到组织创作、展出,用了两年多时间。
在中国的绘画历史上,传统绘画以小幅创作居多,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如以前卷轴画较多是方便挂在中堂,历代文人藏家对册页、手卷、扇面等特殊尺寸的书画作品十分喜爱,则是因为他们可近距离接触和把玩。这也是书画的用途之一。如今中国画的大创作太多,艺术家为了配合越建越大的场馆,画也越画越大,反而不适应小幅绘画了。画家除了要画大幅作品,也要能够驾驭“以小见大”的小幅作品,这是画家创作功力和综合素养的体现。这个展览今年才推出,也是因为刚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很多画家不适应、画不好。
此外,就艺术的传承而言,小幅中国画更能体现出艺术家对事物的观察、概括和精准的把握,并深入体会传统中国画的艺术规律。宋元明清艺术家创作的巨幅手卷把当时的生活场景如实地记录下来,如《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即使如此,现在看来其尺幅也不算大。现在有些画家作品动辄十几米长,有的人物比真人还大,这样的创作已经超出了其本身所承载的内涵,大反而不是一件好事。艺术家应该做到能放能收、笔精墨妙,用很简单的笔墨来展现丰富的意蕴。
美术文化周刊:画院画家不适应画小画怎么办?最终能提升创作能力吗?
王明明:我们要研究绘画规律性的东西,动不动就是丈二匹、六尺、八尺的作品,也暴露出一种浮躁的心态。关键是画大了以后能不能精,这是个问题。
在一尺之间怎么表现?研究古人典范的作品就知道,它们能流传千古,不是因为画得大,而是艺术的内涵和修养等内在因素决定的。通过小幅国画锻炼大家对中国画学养的追求,明白中国画不是爆发性的,而是养出来的。很多时候不用说,只要一下笔,大家就知道他的修养够不够、底蕴有多少。
展览筹备之初,有些画家觉得很为难,因为没有这样画过。他们虽然经验并不足,但画得很认真。一旦进入语境,他们就能驾驭得了。在进行探索和尝试的同时,尽量做到代表自己的风格。画院在策划这类别人不热衷的展览的同时,也锻炼了画家整体驾驭的能力。以后我们还计划做一个小幅油画展,同时做一些理论研究,这对油画家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美术文化周刊:此次展览作品内容丰富、风格突出,反映了画院画家面貌的多样性。北京画院是如何选拔和培养人才的?
王明明:我们选拔人才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进北京画院的人,首先要考察其思想、人品,其次还完全打破了学历的限制,重点看是否有才华。我比较得意的是,这几年引进了几位根本没有学历的画家如李凤龙、牛朝、刘旭等,我们看中的是他们各方面的修养,比如李凤龙在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且风格独特,这样的画家进来以后,对画院而言是一个补充。又比如,王冠军、孙震生是工笔人物画的领军人物,在招聘画家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引进与他们相同的工笔人物画家了,而是选择艺术面貌和艺术追求上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独特性的画家,这对画院传承中国画文脉特别有好处。画院在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必须要冷静地思考,严肃对待。
美术文化周刊:近年来,北京画院在理论研究方面也是成果丰硕,编辑出版了《20世纪北京绘画史》、齐白石研究系列出版物、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出版物等一系列十分有分量的理论著作。这也与人才密切相关吧?
王明明:北京画院在十几年前也重创作轻研究。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画院成立之初,就指出了画院是创作、研究和培养人才等的学术机构,理论研究是画院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我担任领导以来,主要就抓创作、研究和教学。这些年我们狠抓研究,比如,把齐白石所有的作品出版了不同的版本,仅去年就出版了18本,成套的、单本的、研究的、技法的、画论的,还有4本《大匠之门》的专刊,反响都非常好。之所以能做出来,是因为我们积聚了一批做实事的人,画院虽然人手少,但个个都是多面手。比如姚震西、乐祥海、怀一等是出版、研究方面的人才,吕晓是薛永年先生的博士生,曾在出版社工作多年。有了他们,我们的理论研究得以逐年深入。包括一些选题、老先生的专著,以及对年轻理论家的资助等等,都在顺利展开。做好理论研究对于传承中国画艺术非常重要,对于画家的修养也是一个提升。
北京画院现在的画家、研究人员的平均年龄在45岁以下,即使是做行政、媒体等方面工作的,也是专业出身、多面手。这并不是因为画院编制少,相反画院还有空编。我们要的是一个能顶好几个的人才,不能人浮于事,这样画院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变化,良性发展。
美术文化周刊:在培养社会人才方面,画院现在实行的工作室制是怎样运转的?
王明明:工作室制就是师傅带徒弟,是研修性质的,没有文凭,但教学有特色。现在大学的中国画教学有一个特点:都是你的老师,又都不是你的老师。画院的教学方法虽然很传统,但是可以有针对性地告诉学生该怎么去学习。画院没有画室,老师辅导完之后,学生就得独立思考,独立创作。
我自己有过很多老师,跟很多前辈学过东西。自己会找野食吃,才能真正吃到东西。所以我就强调“老师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老师只是给学生讲、改、示范,课后画家独立创作、思考,收效非常好。我们每年招收150个到200个学生,学费很低,画院还有些画家甚至自己掏钱带学生出去写生,这种半公益性的教学也体现了画院对社会人才培养的担当。
美术文化周刊:画院对于一个地方的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社会上对画院的存在还是有质疑的声音。您怎么看?
王明明:这是中国人的心态出了问题。其实,各行各业都存在问题,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时候,各地相继成立画院,但是因为画院的目标、定位不明确,不作为、管理不善等原因,有些人主张撤掉画院。文化的发展不是一建一撤的问题,这不是真正对文化负责的态度,只是一种情感的发泄。现在很多问题出在事业单位的机制上,是画院班子的问题,说白了是画院一把手的问题。他的事业心、眼光、战略决定了一个单位的发展,很多问题都是管理不善造成的。难道毒奶粉出来了,中国就不做奶粉了吗?其实做文化不能着急,要循序渐进,社会上出现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对我们的文化管理者而言,最大的压力是怎么用事实告诉社会,我们是为文化建设、文化传承做了事的。
多年来,有些画院的管理者、画家不知道该做什么,有些画院的领导带着画家去走穴、挣钱,那么政府还养你干吗?真没必要了。画院应该对本地区的美术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所以,画院的定位、方向、管理水平和目标十分重要,需要认真思考。
做文化,有些东西不是张扬就可以做好,是和风细雨,润物无声,慢慢去做。我们策划的很多展览,其实前期做了很多工作,在呈现出来的时候,大家会突然发现,你的确做了很多工作。这就和种庄稼一样,默默地种下去,一茬接一茬,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大家自然就明白了。我们最开始做20世纪美术大家系列展览的时候,有人不理解,我的态度是少说空话,只做实事。现在这个系列展成了美术馆界的品牌。我们还逐渐打开了与博物馆尤其是国外博物馆之间交流对话的大门,北京画院和匈牙利合作举办的“蒙卡奇和他的时代:世纪之交的匈牙利艺术”交流展刚刚结束,4月份,由北京画院收藏的108件齐白石作品还将赴布达佩斯,举办“天然之趣——北京画院藏齐白石精品展”。这就是长期踏实做事取得的成果。
文化是需要沉淀的,文化工作者要沉下心来。人都有名利之心,但不能唯名唯利。我们是不是真正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是不是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只要是能,这些事就没有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