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cho
近日,展览《在·现-王功新二十年影像艺术》的相关论坛在OCAT上海馆举行。当代几位资深艺术人士齐聚一堂,围绕现实主义在当代艺术中的运用问题展开讨论,观点纷呈。其中,艺术评论家吕澎特别强调了要面对物理现实,重视语境问题。
吕澎认为任何一个概念,只能是历史的攀谈。就19世纪的法国而言,既可以从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时期去看,也可以从文革时期去看,还可以从79年以后的改革背景去看。在每个不同时期,它的含义都不一样。“我们虽然能找到它们之间的关系及演变过程,但当我们言说一个艺术现象、艺术问题的时候,却只能这么去讨论。记得79年以后,理论界讨论到现实主义问题,其焦点就是自由,由表达唯一的风格、意识形态解放为自由地表达各种风格、意识形态。对于现实主义,究竟是从语言风格上看,还是从派别上看,又或是从政治立场上看,这些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离开具体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探讨。所以我认为讨论要有针对性。”
“现实主义”是个历史的概念,无论是中文词、英文词,还是法文词,我们经常会看到其带有前缀,什么抽象的、象征的、超现实的等等。这些一加,说明现实主义这个词已经变得不太重要了,而最重要的是这个艺术家的艺术问题。
我最近在翻译名为“经典的现代主义”的文本,它用了“现实的表现主义”这个词。现实主义的表现主义怎么讨论,‘现实主义’这个词在此处又如何思考。比如,贝克曼的创作风格相对来说是图象性的、叙事性的、可识别的,无非有点变形,色块、笔触大一点,野蛮一点。可为什么又属表现主义呢?因为它的笔触又有其书写性,有表现主义固有的精神内涵,它跟现实发生关系,又以内心世界的某种东西作为表现的核心,所以现实主义的写实成分变得并不太重要,重点在艺术家表现内心世界所采取的方法。
之前黄专谈到,改革开放以来,艺术的明显变化恰恰是从现实主义开始,而不是从印象派、现代主义开始。这归因于我们特殊的语境、背景不同,所针对的问题不同,简单说,针对的就是之前“红、光、亮”的问题,形式上是“红、光、亮”,主题上是那时的革命意识形态。所以,这个时候的生成美术才用了俄罗斯的灰调子,近可能接近视觉的错觉图像,用俯视的构图等方法。而这些方法在文革时期是不允许的,对于表现谁,用什么态度什么构图表现,都是有规定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词的针对性就是,用极易理解的语言方式表达自己对之前批判性的态度,此时我们用中国所谓的‘现实主义’。像高小华、程丛林都跟苏联发生关系,他们掌握这种语言,并借此针对大家容易理解的艺术对象进行批判,或者表达立场与态度。此时使用这样的语言,有它十分具体的原因,跟个人的技术能力、美学趣味、知识背景相关。但是在80、81年讨论现实主义时,它跟新兴的希望、获得艺术自由表现的可能性有着紧密联系。至于艺术家具体采取什么语言方式,并非80年代最关心的问题,因而才有所谓“80年代现代主义”。但那时大家不太分析语言风格,因为一是什么都有;第二,转瞬即逝;第三,没有逻辑;第四,大家觉得这种语言方式跟西方较接近,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谈。直到90年代方力均等人的“玩世现实主义”出现才讨论。出发点一个是画面是叙事的,有具像图像,尽管它有些变形;另一个是它所涉及到的主题或问题同艺术家和现实没有直接关系,鲜有超越于艺术家对现实之外的东西。比如今天我们所说的观念艺术问题,它似乎跟日常性不发生关联。所以“现实主义”的使用基于两方面原因,即语言方式和问题针对性。
最后,我们今天如何看这个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艺术家所发现和感受到的问题,以及个人的知识、能力。当然,就艺术能力来说,他无论使用平面、图片、影像,还是木头、金属或高科技,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这些媒介去表达什么。这时呈现的作品,以视觉去判断的话,或许是个容易识别的东西,也可能是个陌生的对象,还可能是别的。但是视觉上容易一般性识别的作品,有时仅是你的理解不同于艺术家的出发点和他所要表达的内容。然而,批评家总是容易用类似于“现实性”的东西去定位,然后以复杂术语解释其背后隐藏的所谓观点、问题,其实该注意的是有针对性地具体看待。
我习惯于是什么说什么。假如谈这个作品,那我们就针对此作品讨论它的上下文、历史关系、产生渊源,讨论这个艺术家的知识背景、艺术情感,从而做出相对稳定的判断。说到底,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物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