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定良的黄杨木动物雕刻(图)

《角斗》 《天籁》 《山林睦歌》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虞定良——雕塑动物 重技更重情

　　欣赏虞定良的黄杨木动物雕刻，能感受到他非常鲜明的风格：造型上，在准确和夸张之间自由游走；技法上，融汇石雕、根雕、象牙雕，综合运用浮雕、圆雕、镂雕等多种技艺；内涵上，在熟悉的动物题材与当代理念之间找到结合点，表现当代生活。因此虞定良雕刻的牛、马、鹿、羊栩栩如生，构建的山、坡、峰、峦险峻峥嵘，加上不同的构思立意，构成他神奇诡秘的动物世界。采访中，他感叹，材料是先天的，是有生命的，创作是后天的，是用我们的手艺来符合材料的愿望，但现在许多人把两者的关系颠倒了、割裂了、分离了。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 刘丽琴

　　独辟蹊径 钟情动物雕刻

　　虞定良出生在木雕艺术之家，父亲是乐清黄杨木雕大家，曾担任浙江省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子承父业，虞定良和哥哥虞金顺顺理成章地走上雕刻艺术之路。之后，兄弟俩先后评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一门两大师”还成就了一段佳话。与父兄不同的是，父亲和哥哥都擅长和从事人物雕刻，虞定良却在动物雕刻上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在他的雕刀之下，飞奔的骏马、角斗的野牛、驯良的小鹿、健壮的大熊、机灵的猴子……无不栩栩如生。

　　谈及“为动物雕塑”的艺术缘起，虞定良说：“当年，我哥哥进黄杨木雕厂从事人物雕刻，我则去学了石雕。石雕的特色是因材施艺，以山水花鸟为主，倚重镂雕技巧。1969年，哥哥入伍，我顶哥哥的职进了木雕厂，开始将石雕中的山水花鸟、动物题材及镂雕技法与黄杨木雕相结合。”

　　此外，对动物雕塑的兴趣，还源于他喜欢和动物亲近的天性，“小时候父亲就对我进行一些基础训练，经常要我做泥人。可我却常趁父亲不在时捏动物。动物有灵性和情感，我喜欢它们的真实和纯净。我要通过动物来体现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正因为对动物的这份“人性化”理解，虞定良最终确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那时，我白天完成厂里的工作任务，晚上雕动物，借到一本资料就陶醉其中，不可自拔。”他说。

　　偏爱雕牛 与小品情调拉开距离

　　然而，在资料匮乏的年代，通过看文字、图片，学习到的还是感性的东西，而且传统的民间工艺美术也迥异于现代的美学观念，限制了创作。真正使虞定良在动物雕刻的艺术道路上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老师是动物雕塑艺术家周庆鼎教授。

　　虞定良回忆说：“1978年，我在一次动物写生培训中接触到周庆鼎教授。周教授看了我的泥稿《奔马》后，兴奋得连声说：‘捏得好，我要把它作为这次培训班的成绩带回美院去，让美院的学生们看看，一位年轻的民间艺人能做出这么好的作品。’此后，周教授经常提醒我，做动物素材，你的老师是动物，要多接触动物，去感受、了解动物，要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去研究再研究。”

　　这次简短的培训，令虞定良受益终生。培训结束后，他就开始了新的构思。1984年，黄杨木雕作品《角斗》，表现两头野牛角斗的场面，居上坡的倚地势之利，锐不可当；处下坡的拼勇猛之躯，力挽劣势。头拱角顶之间，力量的拼搏、意志的抗衡都在刹那间定格，一改黄杨木雕精巧柔美的传统风格，以硕大的造型、粗犷的刀法、豪放的气势，给人以全新的审美体验。此后，虞定良更是佳作频出，《大地》、《父子情》、《奔》、《朝阳》、《羊群》、《吉象》、《珠穆朗玛》等都令人印象深刻。

　　在众多精品力作中，虞定良表现出了对“牛”的宠爱。在《大地》中，他以娴熟的圆雕技艺，刻画一头奋进不已而又脚踏实地的耕牛形象。作品以三角形山体为主要结构来雕牛，刀功开合有法、起伏有致，并借鉴中国山水画的线条来刻划牛体身上的褶皱，不仅形式感强，而且强化了它本身的力度，融凌厉与圆润于一体；在《珠穆朗玛》中，他则以西藏特有的牦牛为形象，试图通过山与牛浑然一体的概括，展示天地造化之伟大、之纯洁。

　　确实，与一些小巧的案头摆设相比，虞定良雕刀下的动物常常被放置在大自然的情境中，意境深邃又富有韵味。本来以动物题材来表现当代生活难度很大，但虞定良通过巧妙的创意和设计总能找到当代理念与自己熟悉的动物形象之间的结合点。比如《大山情》系列作品8件，分别以狮、鹿、马、熊、象、猴等多种动物在不同境况下的生存状态，呈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呼唤人们要增强环保意识。与牧歌式的小品情调拉开距离，虞定良在木雕动物造型的探索上，开创出更见内在品位和视觉审美的独特风格。

　　虞定良——

　　对话

　　雕刻动物难在结构准确

　　广州日报：有人说，看人物雕刻的诀窍是看脸和手，那么，动物雕刻的难点又在哪里？

　　虞定良：传统人物雕刻，人都是穿着衣服的，要靠裸露部分的脸和手表现动态和神韵，其结构是否准确，神情是否自然和生动，最考作者的功力。所以，没有衣服遮盖的人物裸体造型和表现是最难的。而动物就好像“人物裸体”，除了肌肉，它的皮毛，包括每根筋节，都必须结构准确。民间工艺中动物题材很多，但专长做动物的人比较少，就是受限于结构和基本功的问题。结构的问题解决不了，很多东西就没有办法做。

　　广州日报：您的木雕作品，不仅将动物雕刻得栩栩如生，而且很多都是大型的群雕，加上衬托动物的峰峦叠嶂、花草树木，显得更有气势。这样的作品比单个人物或动物的小品作品更难吧？

　　虞定良：传统的黄杨木雕主要采用圆雕，多是小品之作，放在案头摆设。但我做的主题性大型作品，一件材料就两三百斤，做成群雕，就需要在构思、立意的时候设计情感和主题，考虑疏与密、开与合的关系，考虑视野，考虑作品的高度和观看的距离的关系，此外，镂雕和圆雕的结合还要考虑透视光线的层次感。

　　只有在所有的关系都思考成熟后，我才会出泥稿，再去雕琢。好的材料来之不易，必须理解透了这个材料才能动刀，我“放”材料最长的时间是17年，不去动它。

　　广州日报：就“理解材料”方面，您有哪些心得？

　　虞定良：材料是先天的，它们的生命比人长，像黄杨木的树根是几百上千年，每个根、藤都有生命；作者要发现材料的美，这是后天的，所谓创作是后天符合于先天，是我符合于材料，而非材料符合于我，是用我们的手艺来符合材料本身的愿望，而非把我们的手艺强加于它之上。现在很多做木雕的人，一开始就搞错了，把手艺和材料本身的生命分离、割裂了。

　　我曾遇到这样一块材料，整个树根弯成180度，有些地方几乎断掉，只有丝丝缕缕的连接。这块材料让我立即联想到大自然的灾难，比如龙卷风、火山爆发等造型，于是我在创作时就“符合于”它，做了几只动物，它们好像看到了自然灾难的来临，惊恐大叫，而小动物则紧紧偎依着母亲。其他部分，我就保留了原状，看上去像是台风来临的样子。

　　广州日报：既要造型准确又要艺术变形，其中的“度”如何把握？

　　虞定良：艺术品不是自然的重复，更不是生活的再版，而是作者心中认知的幻化与物化，将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和动物，独特展现出来，这是精神的创造。比如我的作品《珠穆朗玛》，初看是一座崛起的山峰，细看却是一头躬背的卧牛。这里牦牛的造型就用了夸张的手法，牦牛身上的毛拖到了地上，像雪山的融化，形象在似与不似之间，没有艺术感觉的话是做不好的。艺术形象比生活的原形更概括、更提炼、更典型，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恪守“师造化，夺天工”这一艺术规律。“师造化”必须尊重客观事物，要做到“无我”；而“夺天工”必须做到有自己的思想和判断，关键要做到“有我”。

　　原作最用心 复制品也有价值

　　广州日报：收藏黄杨木雕，是否也有原作和复制品的区别？

　　虞定良：我自己也会复制成名作品，但基于手工雕刻的属性，数量不可能很大。对于这样的复制品，我想说的是，第一件作品肯定是最用心的，但后来的复制品，具体到用刀和线条中，也很灵活，每一笔都是有变化的，其艺术价值仍然很高。这就是手工的意义。 

　　不过，有些数量很大的雕刻作品，就要注意是不是机器雕刻的。包括我们现在的红木家具也一样，上边的图案如果用机器、电脑雕刻制作，能够批量生产，其收藏价值就下降了。

　　广州日报：如何甄别机器雕刻与手工雕刻的作品？

　　虞定良：行内人可以轻易分辨出来，普通人则要细致观察。收藏黄杨木雕，首先看材质美不美，有没有结疤、裂缝，做工、手感如何；其次，观察作品的细部，重点看角落、弧度，纯手工雕刻会留下作者对刀的感觉，手工雕刻因形造式，手法灵活，线条流畅，而机器做出来的则非常均匀，比较呆板。

　　大家简介

　　虞定良， 1950年生，浙江省乐清市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杨木雕作品《角斗》、《大地》分别荣获中国轻工部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优秀创作设计一等奖(希望杯)；《珠穆朗玛》、《大山情》、《走进阳光》等多件作品均获得国家级金奖以及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浙江省博物馆、中国木雕艺术馆等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