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物艺术品市场而言,鉴定评估一直都是绕不开的话题。近年来,由于真伪鉴定引发的各种风波也是此起彼伏,比如汉代玉凳、金缕玉衣等事件,使得国有文博机构的公信力饱受质疑。与此同时,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功甫帖》真伪论战,也让国有文博机构和民间的鉴定专家剑拔弩张。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又如何规避或解决文物艺术品市场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呢?对此,全国工商联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会长宋建文给出了他的答案。
虽然目前文物艺术品市场尚未完全放开,但民间收藏的升温已是有目共睹。文物艺术品不再是国有文博机构的专属,开始成为一些民间藏家的私人收藏。对于大多数藏家来说,首先关注的是真伪和价格,其次才是文物艺术品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等。核心问题是,究竟谁有文物艺术品鉴定权呢?
谈及鉴定权,就不得不提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这是文物艺术品鉴定的“国家队”,集结了众多一线鉴定专家学者。但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对国家馆藏和发掘的文物进行鉴定,并不承担民间收藏组织或机构的文物鉴定工作。然而,民间文物艺术品鉴定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这也导致鱼龙混杂的鉴定机构和专家不断涌现,负面事件的频发也再度引发社会对鉴定专家的质疑。
与此同时,一些国有文博机构的专家也涉身其中。比如汉代玉凳的鉴定专家就是著名玉器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周南泉。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在各种动机的遣使下,越来越多的国有文博系统专家开始走向市场。在不少鉴定活动中,一些专家对于瓷器、玉器、书画等领域“无所不通”,这也使得鉴定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市场中出现的一系列鉴定乱象呢?在宋建文看来,首先要承认文物艺术品鉴定的复杂性,很难有百分之百确切的定论;其次,一些文博专家无序介入市场,跨门类和领域进行鉴定;再次,如果涉及到经济利益,鉴定结果就会出现多种不正常的情况;另外,文物鉴定的概念太粗泛,不管是学科设置还是专家职称的设置,都已经不能适应市场开放之后的大需求。
除此之外,博物馆专家和民间鉴定专家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友好,比如在《功甫帖》真伪之争出现时,就曾引发双方的口水战。
其实,博物馆专家和民间鉴定专家并不是对立的矛盾体,只是研究对象不太一致,擅长的领域不同而已。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经表示,“市场中的文物艺术品究竟值多少钱、真的假的,这些都不是故宫专家擅长的”。相比之下,民间鉴定专家对于市场中出现的作伪手段更加了解,在鉴定中有一定优势。
宋建文表示,国有文物专家与民间鉴定专家的鉴定结果可以存在异议,但不能彼此完全否定。比如《功甫帖》的真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定论,说明鉴定本身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这种分歧不只存在于国有文物鉴定专家和民间鉴定专家之间,国有文物专家内部也会有分歧,所以不能把双方对立起来。随着作伪技术不断提升,国有文物专家很难接触到那些作假的手段,在鉴定方面有所欠缺,但在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方面有绝对优势。另一方面,民间鉴定专家也有局限,鉴定完全凭感觉和经验,知识和资料研究的深度不够。但不管是谁,只要介入经营就会影响到最终的鉴定结果。北京商报记者 徐磊
人物对话
北京商报:如何看待这些年中国文物艺术品鉴定市场的发展现状?
宋建文:文物鉴定市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市场迷信专家,认为专家尤其是国家级的鉴定专家什么都懂;第二阶段市场开始对专家产生质疑,了解到专家缺乏民间市场的经验;第三阶段是发现国家文博系统专家和民间文物专家各自的不足之处,目前就处于第三阶段。商会积极运作下成立的中国民间文物艺术品鉴定评估委员会就在做这样一种尝试,在民间文物专家的基础上,特邀国家文博系统的鉴定专家任鉴定委员,努力将双方的鉴定优势结合起来。
北京商报:现实问题是,国家文博机构都很难约束专家参与市场鉴定的行为,中国民间文物艺术品鉴定评估委员会将如何规避?与其他鉴定评估机构又有哪些不同之处?
宋建文:我们不直接从事经营性鉴定评估业务,主要是为商会会员、民间文物艺术品市场服务。鉴定证书不能随便开具,需要到商会鉴定委员会备案。如果以个人名义参与市场鉴定,商会没法干预,但我们有一票否决权,如果由于鉴定出现法律纠纷、责任在专家的,将予以除名。因鉴定评估失误而造成经济损失的,由鉴定评估委员会给予经济赔偿。开具证书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也会很大程度上约束专家跨领域鉴定的问题。
北京商报:国家曾经尝试设立或授权鉴定机构来开展民间收藏文物鉴定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在您看来应该如何解决当下文物市场中的鉴定顽疾?
宋建文:文物市场的鉴定问题,解决的不是眼力对错的问题,也不能一劳永逸地制定一种标准,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鉴定机制。这种机制类似于美国的“陪审团”制度,需要多年积累才能形成,在鉴定问题的解决上会相对更加有效。这种机制要超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概念,超越文物市场的概念,需要客观评估整个文物市场的现状。文物市场应该是放开的、公平的,所有市场参与者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显然现在的文物体制仍然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