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物明志：王世襄老人纪念座谈会

王世襄与夫人袁荃猷

　　上月底，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办的“王世襄老人纪念座谈会”上，其生前好友回忆起其令人眼花缭乱的玩性与认真、自谦的人格。或许正如黄苗子之子黄大刚所言：王世襄不管做什么事，有一个琢磨劲，你说他是研究也可以，但是跟研究又有点不同，他不管这套，就是要把它弄透了，弄到可以传承了，让人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目的就达到了。

　　做收藏是为了研究

　　郑新淼 (故宫研究院院长)

　　大家都知道王世襄收藏的东西很多，但是他的藏品有一部分相当好，另外一部分却很一般。他出过一本书叫《自珍集》，书里都是他在小摊上买的东西。因为，他收藏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研究。他的这些收藏品绝对不是为了投资，为了赚钱而收藏的。

　　王世襄先生对他收藏的文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我认为，在现代的文物大家里面，可以与他相比的，只有朱家溍先生。他们都涉猎很广，当然这与人的天分有关，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但他们对文物肯下功夫，那是值得学习的。王世襄研究的一些东西，好像都是一些玩物，比如蟋蟀罐及其他，但他的可贵就在于能从看似很平常的文物里面，研究出其中的道道来。

　　现在文物收藏是一个热点，但我们对文物的研究跟不上，包括我们的博物馆。王世襄先生恰好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榜样，他研究得很深入，写的一些东西，普通读者也能够看懂，并能从其中受到启发，这是一个本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

　　所作所为都是兴趣所在

　　杨泓(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我和王世襄先生之间的交往没有界限。有一段时间，大概就是我们从干校回来、四人帮粉碎了以后，王世襄等几位老先生还没有搬到好房子里的时候，我们同住在胡同里面，晚上我把孩子打发睡了以后，就到他们那儿聊天。

　　他一直在努力地做他自己有兴趣的，持之以恒地在做，不停的做。这一点我很佩服他。他冬天怀里揣个蝈蝈，因为他家兄弟几个就剩他了，他怎么玩都成，所以他能够做很多别人不能的研究。他读燕京大学的时候，毕业论文是画论。

　　在文物界，他应该说真有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意思。对他来说，很多事情他完全是兴趣所在，别人看来就没用的在他看来就很好，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特别是北京的很多民间的民俗保存下来。现在养鸽子养的都是洋鸽子，他每次都跟我说这个，他说“你看看这个还是你小时候看的鸽子吗”，我说“我眼神不好”。现在，基本上都不是我们传统的鸽子了，所以他能够把这方面的研究发掘出来，并且著书出版，很不容易的。

　　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出版之后，我认真地写了一个我认为是很好的一个推荐意见：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自己的学者开始研究明式家具，也有一些论文问世但是真正对明式家具研究提高到一门学科进行全面研究，并在中外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的首推王世襄。其代表作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先后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又将其对明式家具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明式家具研究与坊间可见的其他家具不同，王世襄是从学者的目光、学者的高度解析明式家具，并且十分注重文物考古，全方位地观察，并对明式家具的生产地区进行了分区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已知明式家具资料进行类型性学习，然后进一步分析明式家具的结构与造型规律。在论明式家具的装饰与用材，构建成完整体系上，也给后学者指明继续研究的方向，书后的8篇附录有些是对书中做不同角度的补充，如明式家具的贫与病，也有为后学者做名词解释，必须强调的是书中所付的既精细又极强的科学图，使全书文本合璧，更提高了科学性。

　　大玩家玩成了大学问家

　　董秀玉 (原北京三联总编)

　　我是个出版人，从香港到北京的三联书店，从《明式家具研究》一直到最后的《自珍集》，一路跟着王老走过来。我现在的感慨是包括与王世襄先生同时期的朱家溍老师、黄苗子老师等文化老人，现在不可能再有了，他们的学问和人品都太难得了。

　　王老是一个大玩家，他从一个大玩家做成了一个大学问家，我们看到他的那种刻苦和努力，他做《明式家具珍赏》的时候，做了鉴赏以后，为了要做研究又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美国一个一个博物馆看，一件一件家具研究。那时候，他在明式家具领域的影响力已经那么大了，还在那么认真地学。

　　王世襄先生不但学问好、理论清楚，而且文字功夫的那种典雅我觉得后来者都很难达到。跟着他一路走过来，我们学了很多。王世襄先生家里基本上每一件东西都是文物，他也成天乐呵呵的，他们对文化的爱和认真的态度，也影响了周边的一些人。他给我看过一本关于竹刻的书，他说“这么烂的东西，是你们出版社做的”，从那以后我做每一本书都很谨慎。

　　聊到兴头上眼睛放光

　　赵珩(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

　　我和王世襄先生到今年整整是30年交情。1984年，我第一次去他芳嘉园的家，那时候是以一个小编辑的身份向他约稿，他是在上房东边的一个小厨房里面接待我的。在谈话之中偶然谈及我的家世，他一下子非常清楚，突然冒出一句，“我听说您家老太太在(上世纪)50年代末曾买了几件东西，其中有一件明代的城门柜”，我非常奇怪1950年代的事他居然那么清楚，我说“是有，柜子现在还在我这儿”，大概在1个月之后，就是现在这个天气初夏早上6点半，我还在睡觉，听见有人敲门，一开门就是王世襄先生，穿着一个圆领背心，拎着一个篮子，我很奇怪他怎么找到我家的地址。早上6点半，他来了就是看这件城门柜，他掏出了一个照相机，是国产的单镜头的，前后左右的把这个照了，但是他评价说他觉得这跟陈梦家和他说的不太相符，他觉得这柜子的两个门是清初的时候后配的。自此之后30年来，我和王老来往得非常多。

　　王世襄先生去世之后我接受了几次采访，还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他刚去世时，完全是讲我跟他来往感情的事，过了大概一年左右后冷静下来之后，《读书》约了我一篇稿，我就想谈谈王世襄先生的学问是一门什么学问，探讨一个所谓显学和绝学的问题。所谓显学，就是从前的非显学，现在都成了显学，比如敦煌学过去也不见得是显学，可是今天热得不得了，成为了一门非常突出的显学。那么，有很多过去的显学，如考据学等在今天似乎在次要的地位，而有些所谓的绝学在过去更不为人所知。王世襄先生出身于燕京十年一贯制的美国学校，这个学校的学历后来是不被承认的，在燕京里面像王老这样的是极少数，包括侯仁之先生在当时来说对他的这种绝学可能也不太以为意，认为是一种小道之学。在当时大的社会背景下，他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所谓真正的学问，不被承认，可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王世襄先生就被那么多人所认同，不是他变了，而是社会背景和价值认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也可以说明中国近二三十年的社会变迁。另一方面，王世襄先生的很多学问确实是别人所不能，别人所不及，别人所不为的。

　　我曾经经常去王世襄先生那儿聊天，往往我们聊得挺高兴，却有人来插一杠子。比如说从河北来的农民，当我们聊得挺好时来了，请教王世襄先生的问题我完全不懂，但是王世襄先生就把我完全忘记了，我也不好意思告辞，我能看到他整个眼睛在放光。还有是他在燕京西院的时候去捉獾，那时的神态不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而变成了十几岁的少年，这非常让我感动，一个人能够返回他十五六岁的青少年时代，从他的眼睛里面你绝对看不到他是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

　　他对很多东西都有执着，爱好也非常多，大家可能知道他对家具有研究，其实他对于音律，甚至对于音乐的很多东西都非常感兴趣，在音乐研究所好像也工作过，本身也有很深厚的基础，他有很多东西问教于他同时的古琴大家。他对于竹刻等方面也非常了解，但是他很自谦，觉得自己对竹刻这个事情还不是很了解。

　　我觉得他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人生的享受与坎坷都经历过了，晚年达到了一种炉火纯青、宠辱不惊，却仍然保持着尊严和人品的状态，他所恪守的准则，没有因为他们经历的变化而有任何的变迁，始终在守着自己做人的底线。今年是他百年的诞辰，所有跟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所有的东西都是能够使我追忆的往事。

　　成功背后有夫人相助

　　萨本介 (书画鉴赏家)

　　王世襄先生之所以成功，因为有其夫人袁荃猷的相助。比如说“八病”，明式家具有八个病，“八病”这个词就是袁荃猷贡献的，当王先生也想不出来到底用什么词的时候，她提示说可以叫“八病”。袁先生给王先生誊稿，这是现代的年轻人所不能体会的事情，因为现在都用电脑，等于就是王先生秘书，还帮忙画线图。

　　袁荃猷还有一个特殊的贡献，那就是现在上海博物馆里面躺着的80件世界级的珍品(明式家具)。是她在“文革”初期还没有抄到他们家的时候，就建议王世襄先把东西交给组织，如果没有这个行为，今天我们就不可能感受到这种物质。

　　王世襄《自珍集》的封面就是一把扫炕笤帚，这个扫炕笤帚是袁先生亲自编了寄过去的，我觉得这是他们夫妇之间互相的勉励。我作为晚辈跟他们开玩笑说“如果让我来选择您的系列收藏，我收藏这把笤帚”。

　　把玩物琢磨透方可以传承

　　黄大刚 (原三联工作人员)

　　我叫王世襄先生应该叫王伯伯，我们在一个院里住了30年，他太会玩了，我觉得王伯伯是玩物明志。

　　我讲两个咱们可能都不知道的事情。他等退票的本事之大，现在我都还佩服得不得了，甭管是看球赛还是什么，没有说先排队买的，都是到门口等退票，而且他不是等到一张随便什么票都进门的，他非要等一张好的票进去。

　　还有一个玩是上房，我们那边的小孩都上房，我要上房他们那家人不让我上，因为我腿有小儿麻痹症。那么多人上房，我看王先生的身手最好，轻极了，他上房干什么呢，房漏雨了，他自己上房(修)，还捎带手把我们家也弄弄。他还逮蝈蝈，我还问过他“你就没让人截着要问你买蝈蝈啊”？他说“没有啊，谁要问我我就给他一个”。他太会玩了，我觉得他是玩物明志。他为什么要玩这些东西，而且最后著书立说？饮食文化方面的东西，他说坚决不写，写也没用，东西没了。但是，他写的那些东西，我仔细琢磨之后明白，那都是能留存下来的东西。他真是抠得细，那个红木家具，我就记得他那时候经常出去到南方考察，回来放下行李头一件事，就是跑到我们家跟我爸爸说，那个原料大概在苏州一代，他是怎么确认的，讲得头头是道，我父亲是点头称是。

　　其实研究说起来有些时候挺苦，但是他能由玩入手，由甜到苦，由苦到甜，这个恐怕很多人做不到。他做这些事其实是对中国文化太爱了，就尽力把它留下来。明式家具的一些东西我想他已经留下来了，还有葫芦我在市场上已经看见了，好多可能都是跟他那个书里面学来的，也有做菜的，照他书里的做这个做那个的。

　　还有就是鸽子，这个可能是一大遗憾，那会儿他就是喜欢鸽子，有一次说要请我吃饭，然后还拉上一个养鸽子的，据说他跟那个人到养鸽子的基地看过，看得那个高兴，爬着梯子往上，给人吓的，真摔着了谁能受得了。在他们家我看见整箱整箱的鸽哨，但是只能远看不敢动手。我觉得王先生不管做什么事，他有一个琢磨劲，北京话叫琢磨，你说他是研究也可以，但是跟研究我觉得有点不同，他不管这套，就是要把它弄透了弄到可以传承了，让人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目的就是这样。

　　王世襄先生收集那么多东西，把它那么较真地整理成文字，就是想把这些最美的东西留下来。但是当这个市场的评价系统变成用金钱来评价的时候，我觉得王先生可能会觉得挺伤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