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馆的权力如何民营

　　徐杰

　　最近又一波大规模的民营美术馆在上海争相开馆。

　　如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昊美术馆等的创办人都是商人与企业界人士；这类美术馆的常设展也以其创办者的私人藏品为主。这些美术馆更具现实功利目的。而以民营龙美术馆(西岸馆)展览看，雄心壮志只是表面而已，这也势必受到美术史界与艺术评论界更为严苛的考量。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对“功甫帖”的质疑，以及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丹霞首次公开的“功甫帖”买卖内幕都让人对民营美术馆的经营与收藏心生忧虑。

　　国立美术馆拥有学术力量具有一定的学术决定权，因此，公立美术馆的运行中也存在着“场地租赁费”一说，有的美术馆甚至排出两至三天的展期，以应对供不应求的“消费者”。“消费者们”购买的就是这美术馆的学术权力认可。民营美术馆则将这样的权力民营了，权力的大小与公办美术馆的可能还有区别；但如此的性质等同于医院与大学民营化。

　　将自己的藏品陈列于自己建造的美术馆，无疑希望在学术层面确认藏品的价值，同时也保证了市场价值，要求更多学术话语权。这样的话语权是基本建立在资本之上的，然而，资本可以构建学术的价值与权力吗？殊不知，民营博物馆的最高权力者并不是学者、专家委员，而是资本，在公信力上是有些问题的。“我买它，因为我喜欢它，没有其他的原因！”这样的话语不止一次由不同所谓收藏家说出，“我建造了美术馆，它就可以进入美术馆”。美术馆的权力正是在这个空间里延续。前一阶段河北冀宝斋博物馆事件，便是这种文化权力滥用的荒诞巅峰，它撞到了历史学常识的“钢板”上。如果冀宝斋的藏品在一个当代美术馆中展出，结果另当别论，当代艺术的语境是不存在任何“钢板”的。

　　这也是更多民营美术馆青睐于当代艺术的原因。他们不再局限于“六经注我”式的购买，进而有了“我注六经”式操控的可能。话语权的争夺直白且激烈。

　　当然，国立美术馆构建的价值体系存在教条与专制，甚至与国立美术馆价值观的斗争构成了半部世界当代艺术史，民营美术馆至少使得这种“价值观”多样化。即便这样的“多元化”中有先锋、实验、前卫的因素；但同时迅速商业化，因为民营美术馆本身就是成功商业的结果；因为资本逐利的本性，而能牵制这种逐利本性的力量基本不存在。民营化的实质便是产业化。“赚钱是艺术，工作是艺术，成功的商业是最好的艺术。”安迪·沃霍尔此句道出了实情。产业化的结果是同质化，就犹如当代艺术现在也基本说一种“相同的国际语言”。但也有民营美术馆的创办者基本将所有的权力下放给专业的团队运作，这应认定为创办者对当代艺术作了“慈善”，是纯粹的个人意志。

　　民营美术馆成为短暂而激烈的中国当代艺术史的重要参与者与载体。民营美术馆其本质就是美术馆权力的民营化。巨额资本才能运行美术馆的权力，怎么运行这样的权力，则全凭着资本拥有者的性情来。但问题是民营化未必可以带来公信与权利。■

　　(作者系艺术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