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湖看现代中国艺术的生成机制

　　许多当代艺术不仅仅是对艺术本体的解构，更重要的是以艺术为工具，对其他社会、文化领域进行干预乃至侵犯。当代艺术打着取消艺术边界的旗号，实际上是艺术的工具理性进一步膨胀的结果。这凸显了艺术家的无知和贪婪，背后则是艺术的狼狈和窘困。

　　■张演钦

　　为什么“江湖画家”层出不穷，甚至连主流画坛也大有“江湖化”的倾向？这和现代中国较长一段时间以来的艺术生成机制有关。

　　很长一段时间，现代中国艺术的首要生成机制是：工具理性。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写道：人们通过工具理性把一切归结为工具，为我所用，无论是持之以开天辟地，还是挟之以杀人放火，被证明有用的，便是好工具，器重之、改进之；被“证明”“无用”的，急忙抛弃，或唯恐避之不及。最严重的，是连人也沦落为工具，遑论艺术。艺术沦落为工具后，一切服从人们工具理性的摆布；艺术的本体地位遂被剥夺。或者说，在他们的价值观念里，艺术本体子虚乌有，一切都是工具、工具。这种工具理性甚至在当代艺术中亦有明显表现。许多当代艺术不仅仅是对艺术本体的解构，更重要的是以艺术为工具，对其他社会、文化领域进行干预乃至侵犯。当代艺术打着取消艺术边界的旗号，实际上是艺术的工具理性进一步膨胀的结果。这凸显了艺术家的无知和贪婪，背后则是艺术的狼狈和窘困。

　　从社会心理结构来说，工具理性在艺术生成过程中占据核心地位，必然导致艺术本体被放逐。毫无艺术可言的江湖画家，便获得了大行其道的前提。挂着艺术的羊头，卖的非艺术的狗肉，因为买家对是狗肉还是羊肉，本无要求。工具理性膨胀的结果，最惨烈的是：艺术没有艺术性，和人没有人性，或成为逻辑同构的现实。

　　古典中国，艺术向来重“道统”，所谓“以形媚道”；就算和道统有距离，在“政统”一途中讨生活，但也极注重“成教化、助人伦”。总之要和工具理性绝缘。

　　我们发现，所谓江湖画家的泛滥，又主要是近二十年来的事情，这是为何？

　　这和中国现代艺术的第二个生产环境有关，那就是：阶层固化。在某些领域，中国伟大的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未能有效打破某些阶层的隔阂，相反，大有固化趋势。其中，艺术群体阶层固化尤为明显。

　　浩浩汤汤的世界潮流是：艺术家作为一个群体，其阶层特征正逐渐消弭。而中国则恰恰相反。在中国，“主流艺术家”作为一个群体，正在形成其鲜明的阶层特征，在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拥有独特的资源和影响力。假如这种资源和影响力也算特权的话，该阶层属于拥有鲜明软性特权的群体。

　　这种鲜明的软性特权除了令人眼馋外，其不合理性，连体制内的吴冠中先生也看不过眼。享有软性特权的艺术家阶层，未能在创作上为中国艺术赢得真正的尊严，而受人诟病与质疑。

　　洞悉这一秘密的人，尽管对艺术本体毫无觉悟，但对软性特权趋之若鹜，于是，江湖形成。

　　网络对“江湖”的解释是：江湖与河流、湖泊并无关系，也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场所，它是指四处流浪、卖艺、卖药的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古籍中提及“江湖”，大多表示漂泊于政府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庙堂”，或者朝廷)之外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如官场不得志的士大夫可用身处江湖、漂泊江湖等词句来形容自己的流离处境，在唐传奇中，江湖亦表示远离朝廷的民间社会。到了宋元话本中，“江湖”则演变成了斗殴比武的场所。元末明初的经典章回小说《水浒传》，更将人们心中的“江湖”定位在“黑道”与“游侠”等概念上。

　　按该解释，“江湖”一词确有“不择手段、坑蒙拐骗”之意。只是，今天的“江湖”与古典的“江湖”，存在极大的差别，那就是野心膨胀以及对“政府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吮求。于是，“江湖”传奇，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