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古城：凤凰古城被淹是天灾还是人祸

　　本报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对历经风霜的古城而言，今年似乎并不太平：一月，一场大火令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被烧掉近三分之一；三个月后，又是一场大火，丽江束河古镇烧毁了四个庭院，损失惨重；而今，一夜暴雨过后，沱江水位上涨，凤凰古城内的大部分民居和商铺受灾，一座被视作标志性景观的风雨桥在暴雨中被冲毁……一系列天灾人祸，让这些拥有美丽名字的古城成为脆弱的代名词，也让人们意识到了喧嚣古城基础设施的危机四伏。

　　难以承受之重

　　从耗费巨资“复制”古城，到收取“进城费”，再到如今的水灾，作家沈从文笔下那座幽静的“边城”早已不再闭塞，反而数次卷入舆论的漩涡。“如今的凤凰更像一座五光十色的娱乐城，一个土特产的露天超市，入夜后沿江酒店迪斯科的打击乐声震得山响。”冯骥才如此评价凤凰。而事实上，这些灯红酒绿的场所大多临河而建，成为这次水灾的直接受害者。

　　这并非凤凰初遇水灾。资料显示，2010年、2011年和2012年，这座古城曾连续遭遇水淹，只是没有此番所谓“百年不遇”罢了。除了难以抗拒的天灾因素，不少专家学者都指出，凤凰古城自身管理规划的不合理，对安全隐患的漠视，景区的无序开发，也是让水灾如此严重的重要原因，更是让这座已远离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古城遭受难以承受之重。

　　去过凤凰的人，大多都会对那里建筑物的“见缝插针”印象深刻。有分析文章称，在只有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靠近江边的酒吧和客栈改变了河流断面，造成灾情比以往严重。过去两层的建筑，每过几年便加盖一层，由于地基承重有限，自然成为安全隐患。

　　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有“古城卫士”之称的阮仪三曾指出：“十年前，凤凰古城的保护规划是我做的。记得那是美丽的沱江边的一座安静的边城，有十三座古老的吊脚楼，可现在有一百三十多座，其中一百多座是假的。”

　　除了凤凰，人们另外一次关于古城落难的记忆，来自1月11日晚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的如意客栈，因用电不慎引燃窗帘，大火蔓延，除了大量房屋被烧毁，一些文物、唐卡及其他佛教艺术品也难逃厄运。而在不久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起火之后，古城内的消防栓并没有正常出水，消防部门自备的消防用水不能满足救火需要，导致火势加重。据调查，古城消防系统改进工程没有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设计消防栓具体防冻措施。古城内通道狭小、纵深长，大型消防车无法进入和通行。建筑多为木质，大量客栈、酒吧、餐厅使用柴油、液化气等易燃易爆品。

　　某种意义上，凤凰和独克宗可谓中国古城旅游模式的范本。对短期利益的追求，让投资方往往把钱花在看得见的地方，而像下水道、电线和消防等基础设施，则是被缩减的投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陈可石曾指出：“肯定是能节省就节省，景区开发和管理者确实很少真正把这些当作很严肃的事情。”

　　商业化过度开发

　　自从1982年，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公布至今，已超过一百个城市拥有这项称号。然而在商业化愈演愈烈的当下，许多地方掀起改造古城的雄心，而倾尽所能开发旅游业，成为最高效的途径。

　　无论古城如何千差万别，开发模式却大相径庭，冯骥才如此总结古城旅游业的开发套路：“首先是先风风火火去找有资本的开发商，然后不经专家论证也不向当地百姓公示，完全按照商业营利的需要制定方案，把古迹当景点，把遗产当卖点，把无法当做景点和卖点的文化遗产甩到一边；然后是‘腾笼换鸟’，迁走，甚至迁空原住民，使古城失去活的记忆和生命；沿街全改成店铺，招引商贩，于是所有旅游景区营销的工艺品全都像从一个仓库里批发出来的。然后是在街头屋角挂红灯笼，插彩旗；为了客人翻番，收入翻番，随心所欲地增加景点，甚至动手造假，这就是当下最时髦的一个词儿——打造了。”

　　这带来的结果是，在古城保护和开发的关系中，前者显然处于弱者。据阮仪三介绍，全国121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大概有一半都保护得不好。“我反对针对历史文化名城‘旧城改造’，甚至反对‘旧城改造’这四个字。建新房子能创造GDP，保护老房子没有GDP，所以地方官员不喜欢城市更新，只喜欢旧城改造、旧房改造、民居改造。现在先进国家是不用‘改造’二字，只用‘更新’或‘复兴’。旧城更新是把好的留下来，坏的淘汰掉，核心是留住城市原来的风貌；旧城改造是拆旧房、建新房，看重的是房子底下的那块地，没有看到老房子的价值……城市创新是在原有基础上长出来的，我主张要保护古城，因为古城是创新城市的土壤和温床。必要情况下，历史建筑可重建，但希望要做到‘五原’原则：原材料、原工艺、原样式、原结构、原环境。而用现代的材料和工艺仿造古代的样式，为了旅游和经济的目的，这就是假古董。”阮仪三说。

　　当然，对古城而言，发展旅游业本身无可厚非。冯骥才曾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欧洲的那些古城现在都是旅游胜地，像意大利和法国，让人觉得很优美，穿梭其中，有时光倒流的感觉，令人崇尚和痴迷，旅游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实惠。尽管现在生活方式已经变了，但西方人知道怎样在改变生活设施的同时，让整个村庄原封不动。但中国和西方不同，它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而是一个急转弯。中国从计划经济一下子到了市场经济，从原来封闭的农耕文明一下子到了工业文明，到了商业社会，到了全球化的时代，每天都有新东西。我们被这些东西弄昏了头，往往不知道自己几千年来积累东西的珍贵。”

　　于是，当开展旅游业、保护古建、地方利益、商业力量混杂在一起，就很容易陷入某种矛盾。曾参与设计过二十多个古城镇的陈可石曾说：“我是非常矛盾的，因为这个过程中，我要满足投资方的需求，但我又要站在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从良心上做规划，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重建古城的尴尬

　　在旅游业巨大利益的刺激下，人们对古城开发的想象力不止于修建，还包括试图让逝去的古城重新拔地而起，人为重现古城昔日繁华。事实上，近些年来，一些诸如“河南开封千亿豪赌，四年重造北宋汴京”和“55亿复制凤凰古城”的新闻标题已令不少人感到错愕。回到“明代”，回到“宋代”，甚至回到“春秋”似乎只在弹指一挥间。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必虎曾在2012年初步统计，有不少于三十个城市已经、正在或者谋划加入这一古城重建热潮之中。“遗产保护，应当保护的是遗产的特征要素(character defining elements)，而不是依靠复原、重建一些地标建筑营造一些传统样式的城市奇观。当我们明确了这一点，就会发现保护和发展之间并不是水火不容、不可兼得的。无论是历史城市、历史街区还是历史建筑，保护是一种前提，实现其适应性‘再生’或‘活化’才是终极目标。以人居型遗产地的民居为例，应当通过制定保护守则来实现对特征要素的保护和风貌的控制，同时应通过空间重组、厨卫改造、性能提升等手段，让其满足居民当代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完全原封不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张鹏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下对“复建古城”的雄心之中，波兰华沙古城在二战后的重建，成为不少地方号称借鉴的对象：二战中，华沙古城大部分被彻底摧毁，然而，古城的重建并未大规模迁出居民，居民反而成为重建古城的实施主体。《城记》一书作者王军介绍道：“市民们或捐老照片(丰富重建设计的参考)，或捐老建筑物的构件，并以义务劳动的方式，历时二十余载完成了复建计划……华沙古城复建行为本身就具有世界遗产意义，它彰显了波兰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崇高情感，彰显了热爱和平的人民最伟大的乡愁。”

　　1980年，因“表明了努力保留波兰传统文化环境的真切心情，并以经典的方式显露了二十世纪下半叶重建技术的功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华沙古城整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反观如今的古城重建浪潮，无论从何种角度讲，都与之相差甚远。只有开发，却无敬畏，或许是古城旅游和保护的矛盾所在。“我去凡尔赛宫时，有人请我看一间60平方米大小的屋子，这是以前皇室人员去大厅短暂休息的地方。这屋子曾经漏雨，损坏很严重，后来开始修缮，我去时刚修好，在里面却不觉得是刚修的。我一问才知道，这屋子修了16年。60平方米，修了16年。屋里椅子的垫布都拿出来研究，什么材料、什么方法织的，都有专门研究。这样对待文化的态度，就是敬畏。”冯骥才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