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祝凤鸣
我曾买过一本名为《哈默手稿》的书,据达·芬奇手稿整理而成,先看篇目,就很欣喜,比如:月球自身并不能发光,欧洲的地理和地质,关于沼泽排水,大气层的颜色,河水对河岸的冲刷,贝类的迁移真相,如何在河中安置基桩,关于月球,等等。
除《哈默手稿》外,达·芬奇的手稿堪称卷帙浩繁。在这些手稿里,达·芬奇就像一个孩子,被神秘欲望激动得左冲右突——在同一张纸上,他往往会留下庞杂的研究手迹;在某篇关于光学的文章旁,可能是一幅人脸素描,或某篇医药配方的论文。
作为艺术和科学巨匠,达·芬奇的好奇心世人罕匹。难怪,弗洛伊德对这位“没有过任何风流韵事”的左撇子产生兴趣,在《达·芬奇及其童年的回忆》一书中,对他进行过有趣的、一厢情愿的精神分析。
2014年早春的某个下午,青年作家许多余从西班牙考察回合肥后,约我在咖啡馆聚谈。许多余告诉我,达·芬奇的一幅油画、诸多手稿和发明机器要来合肥展出,为配合这次展览,他想策划一次合肥当代艺术展,请我做学术主持。
印象中,合肥当代艺术展有过那么两三次,这些展览,对于激活本土艺术家创作、建造合肥当代艺术生态功不可没。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在学术性上留有遗憾——我与许多余商量,这次要做,就一定得强调学术性,将合肥当代艺术做一个梳理,编一本可靠的书籍公开出版。许多余当场应诺。
随后,在一次聚会上,我说到达·芬奇,说到即将做的合肥当代艺术展,在座的许多艺术家以为是开玩笑,说此事颇具“超现实”色彩……是啊,500多年的文艺复兴时期巨匠达·芬奇的油画真迹,从来就没有来过中国大陆,凭什么一下就来合肥?再说,古典艺术与当代艺术本属不同体系,两者并置,有点不伦不类,这个展览怎么做?
及至5月初,许多余再次找我,说5月23日展览要开幕,时间很紧,我才真正警觉起来。许多余将展览命名为“声东汲西:2014首届中国(合肥)自由艺术展”,我认为很贴切。他嘱我邀请一些年岁较长的艺术家,青年艺术家则由他邀请。
我当即打电话,邀请北京、上海、台湾、合肥等地重要艺术家及批评家,他们纷纷表示积极配合,踊跃参与。在诸多嘉宾中,中国当代重要诗人、批评家朱朱答应我,只要时间允许,他会来合肥做学术交流,这最令我激动。
我认为只要这些嘉宾践约,本次展览的力量和规模已然足矣。
随后是紧张布展。有次,我送诗人杨键的水墨画到展览大厅,见现场一片嘈杂,遍地垃圾,满耳是电锯声、人的吆喝声,许多余带着口罩指挥布展,摄影师带着防毒面具在拍摄。
青年朋友们没日没夜的几天忙碌,临近开幕的前一天晚上,4个展厅里,全国80余位当代艺术家的绘画、雕塑、装置、影像、方案等作品布置得满满当当、井然有序。行为艺术空间也已安排停当。如此短时间结束布展,令我感佩无以。
5月23日下午,合肥某商业广场嘉宾云集,展览如期开幕。在开幕式发言中,许多余强调了本次展览的意义,而我就学术性问题作了提示和预期。中央美院教授、中国知名油画家洪凌,北京宋庄知名艺术家、策展人吴震寰,著名诗人杨键,合肥本土艺术家陈宇飞、黄震、岂志刚,南京青年艺术家乔闯等嘉宾,纷纷发表感言。
开幕当晚,吴震寰做学术演讲。震寰兄久居北京宋庄艺术村,七年前,因为诗歌,我们在北京相识。我曾在他宋庄的家中居住过一段时间,亲历过他策划的众多重要国际展览,读过他编著的诸多艺术书刊。
演讲中,吴震寰介绍了宋庄当下艺术家的生活和创作现状。随后,他就自己的策展理念,与大家做了交流——令我敬佩的是,置身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热流和漩涡中,吴震寰一直保持清醒立场,那就是,在中国当代艺术普遍“去中国性”时,他念念不忘“再回中国性”,即在当下创作中尊重并激活我们民族的幽深传统,重新唤回那久久被遗忘的声音。
5月26日下午,朱朱偕夫人抵达合肥。一见面,回忆起16年前他来合肥时,居住在我家的情景,我俩多了一份亲切。
在当代中国,以重要诗人身份介入当代艺术批评,朱朱是最卓尔不群、也是成果最丰硕的一位。我曾读过他的艺术批评专著《一幅画的诞生》,与人合著的《中国新艺术三十年》,最近又读过他新出的、厚重的《灰色的狂欢节:2000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
特别是《灰色的狂欢节》,朱朱是以提交给国际评审团的写作提纲,就获得( CCAA) “中国当代艺术奖2011评论奖”这一重要国际奖项。据朱朱介绍,该书的英文版正在翻译,即将在欧美出版发行。
在我看来,朱朱的艺术批评,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独立性和特别的音调。这些批评文本,客观、正派而敏锐,在艺术谱系中展开精准深刻的个案分析,文风婉转,言辞清丽。在当代中国,这种批评,既迥异于一般刺耳的、暴力型的批评之声,又与学院式的概念化批评区别开来。
26日晚,朱朱演讲,出乎意外的是合肥众多重要艺术家、青年诗人前来参与。朱朱就我提出的问题,介绍了新世纪10年多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列举了新生的重要艺术家和作品,分析了当代诗歌与当代艺术的异同,并回答了众多来宾提问。
第二天一早,在大摩广场“纸的时代”书店,朱朱多次感慨于这里的书店之大、好书之多。参观完达·芬奇的油画原作《半裸的蒙娜丽莎》,朱朱又对这位大师的25件设计作品仔细探寻,这些作品包括军事武器、飞行器、自行车、桥梁等等。在一件会走路的“机器狮子”前,我俩唏嘘不已——这是1515年达·芬奇送给法国国王的礼物,只要国王对该狮子抽上三鞭子,狮子胸部就会开出一朵“鸢尾花”。
在艺术家黄震、陈宇飞等陪同下,朱朱极仔细观看了这次合肥“自由艺术展”的每件作品。此次展览,黄震除了书画、行为艺术外,还有20余件架上雕塑参展——朱朱认真听取了雕塑家的创作意图,对黄震做的一些高古人物塑像,如屈原、老子、陈抟等,给予了肯定。
下午,在陈宇飞位于工大新区的工作室里,看过艺术家新画的一组“病人”油画后,陈宇飞与朱朱严肃地谈到他的“现实感”、岳父的病痛,他的日常忙碌和内心精神萦绕。在杨重光工作室,与朱朱谈到自己多年的幽闭与退隐,对艺术和人的关系的重新理解,杨重光几次显得激动——近十年来,杨重光几乎处于一种全封闭状态,创作量惊人,无论是手法、材料或观念,已臻自由之境。
在我心目中,杨重光与陈宇飞称得上是合肥当代艺术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很少卖作品,始终坚守内心,静谧求索,在一种难得的操守中向艺术索取“秘密的情绪和罕见的形式”——去年,陈宇飞以油画和行为艺术参加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杨重光也获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DAAD交流项目,此项目,旨在鼓励世界范围内最为重要的文学家、学者和艺术家。
送别朱朱后,大家感慨良多。在合肥,虽比不上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但当代艺术充满活力,在持续发展中不断拓展疆域,只是鲜有重要批评家关注;在合肥,人们谈起艺术,多指绘画与书法,谈得最多的又往往是价格——似乎很少有人谈行为、装置、影像艺术,也很少有人认真对待这些艺术家的内心独立状态。
实际上,当代艺术与绘画等传统艺术,有交集,更有区别,而其中最重要一点则是,当代艺术更考量一个艺术家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治”,而不仅仅是市场。
今日中国当代艺术,现状复杂。它一边要求艺术家们承担起社会责任,为现实批判和良知发声;一边又催逼艺术家关注艺术本体,重视语言与形式,瞥见无限,重回与“与宇宙合一”的梦境与欢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见证”与“愉悦”,对艺术家具有双重的迫切性。
在《大西洋手稿》中,达·芬奇告诫我们: “有时停下脚步,看看墙上的污渍、燃烧后的灰炉、云、泥土或某些地方,对你来说可能相当困难……但很可能你会因此得到惊人的想法。”
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偶尔停下脚步,重回原点,思考一下关于艺术与人、艺术与生命的终极问题,未免不是一件有益的事——
诚然,一次展览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我认为,一边是达·芬奇,一边是当代艺术,在合肥,借这次展览,我们至少可以就以下问题展开对话,彼此倾听真诚的声音——比如,关于古典与现代,西方与中国,手工与观念,巨匠式创造与碎片化叙事,全球化审美格局与地方文化身份认同(包括合肥的文化身份认同)……等等。
此刻,合肥自由艺术展还在进行,很多重要嘉宾如诗人梁小斌、批评家程美信、策展人左靖、作家兼电影导演柴春芽等等,已连续来到合肥,传递他们的声音。重要批评家的到来,也在为合肥部分当代艺术家的国际推介作准备——这次展览,其影响力正在散发,其回声也必定响亮,终至变为传奇。
(本文作者为著名诗人、学者、批评家祝凤鸣,来源于安徽商报)。